再见保尔：左方和他的《南方周末》时代2014-08-1706:12:32：搜狐网作者：刘洋硕1《南方周末》十周年时的编辑部合影[保存到相册]广州的夜空里，“南方周末”的巨大霓虹像一座雕塑，在湿润的空气里微微闪烁。曾经，在一代人心中，这四个字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良心。80岁的左方先生已经很久没回过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了。在这个被视为新闻的圣殿里，老老少少都称他老左。和传承几代人的自由氛围一样，从他创办《南方周末》的那天起，这传统延续了30年。老左——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是一时代的痕迹。朝鲜战争他当过兵，“文化革命”他造过反，但谁又会想到，知天命之年，他又会在这个国家的改革巨浪中摇旗呐喊，创办了一份后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我把启蒙视作办报的灵魂。”广州的某一天，他在咖啡馆里坐下，用了6个小时为我们讲述一张报纸的历史，讲述一段他心中那个“保尔·柯察金”如何消失的故事。耄耋之年，左方依旧睿智。不久前，他还刚刚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口述历史。书名叫作《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是他人生的反思，也是对旧时代的隐喻。相比这份报纸后来的辉煌，很少有人再提起左方时代的《南方周末》。但在改革最关键的30年里，这份报纸的前半程却承载着更多意义。从左方开始，很多人都曾影响过这份报纸的性格形成。他们的故事，关于一张报纸，关于一场改革，关于一个国家，也关于一个时代。生于1984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1984年的广州，城市还显得有些无趣。一个叫张向春的年轻夹报工人坐在《南方日报》社资料室里。如果不出意外，他的整个白天都将与那些旧报纸为伴——那些千篇一律的“真理报”，将是他千篇一律的日子。有时候，他也会偷偷将自己的画压在资料室的玻璃台板下，那是他对抗千篇一律的方式。谁会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的版式设计和插画，将一度成为《南方周末》在市场上大杀四方的利器。在文革结束后，资料室就成了报社的“冷宫”。屋子里的老员工，大都是在“文革”犯错误的“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他们中最著名的造反派正是“左方”。如今，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时间。动乱后挂在报社大院的两行大标语，似乎可以对左方的前半生做个总结——“左方是广东多股帮派势力的黑高参，大乱南方日报的挂帅人物”。是的，他，左方，是造反派“新闻兵”的头头——一个可以呼风唤雨般调动十万人上街的“革命青年”。当然，后来，他同样被用“文革”的方式扣上“帽子”，赶下台。这个造反派，这个报社，这个国家……一切内心的坚固，都将在1984年烟消云散。那一天，左方50岁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突然告诉张向春：“走，我们去办一张报纸！”年轻人未曾想到：1984年，他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在英国人乔治·奥威尔的笔下，1984是个充满专制隐喻的年份。不过当这一年真的到来，1984并未走向《1984》，世界也并未如奥威尔描写那般令人恐惧。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息在元旦后不久就散发出来——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他一路沉默不语，直到回到广州，才写下这样一段后来影响整个中国的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整个1980年代，敢为天下之先的广东，都是国家开放的标尺。邓丽君、喇叭裤、寻呼机……甚至内地第一个赴港旅行团都是从广州起行。1984年，一位香港老太太兴奋地拉着大陆游客的手说：邓小平应该长命百岁。在离开资料室的这一天之前，左方悄悄去了火车站，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已经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他看到潮水一般的民工涌入广东——“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那时候，报纸上还没人敢记录日子的改变，也没有人敢谈那些“真理”之外的东西。最终，是《南方日报》老社长丁希凌力排众议，要办一张与党报不同的报纸。老社长丁希凌将《南方周末》视为“《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试验田”。总编辑不愿派人办报，他就去找“被打入冷宫”的左方——一个在政治上已经“靠边站”的人。几十年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历史桥段似乎只可能在《南方日报》这样的大院里出现。与中国其他党报不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