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小说中非正面人物塑造的潜在机制李永青提要I叙述手法看似简单的十七年小说实际上存在着复杂的叙述机制，以文木中的非正面人物为研宄对象，探讨审美功利主义、集体化阅读期待和审丑心理需要对创作者叙事的约束和影响，对更深入更透彻的去解读十七年文艺政策、文学的文木，甚至创作环境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关键词I十七年非正面人物审美功利主义阅读期待审丑丨124作者信息|李永青（1984-）,女，河南安阳人，文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研宄实习员，研宄方向为现当代文学，453002。奉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原则，十七年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高大完美、无畏牺牲、公而忘私、献身革命的主流英雄人物，他们不单是小说情节展开的主人公，作家浓抹重彩倾心打造的思想与行动的先锋，更是主流意识形态“典型化”要求的精神产品，是政治与文艺合力而为的红色生命。但是在这些主流英雄人物获得充分的研究之后，反面人物、中间人物等非正面人物作为一个不可被忽视和被遮蔽的人物群体，也因其身上潜在的多义性和丰富性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或是以形体怪诞为特征，思想卑劣、行为龌龊的反革命分子（如《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苦菜花》中的吕锡铅、《小城春秋》中的宋金鳄等）；或是有几分姿色，沉迷于个人欲望，德行上有污点的落后或反面女性（如《艳阳天》中的孙桂英、《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风雷》中的羊秀英、《平原枪声》中的红牡丹、《红岩》中的玛丽等）；或是思想落后、行动徘徊、私心较重、善于算计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享面糊、菊咬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李双双小传》中孙喜旺等）。从表层看，以非正面人物的丑来衬托正面人物的美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写作技巧和叙述需要，然而，“叙述手法看似相当幼稚甚至颇为简单的1950、1960年代革命审美文本，事实上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叙述机制。正是依靠这种复杂甚至颇为微妙的红色文本内在叙述机制，革命文学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动员力量，成为当时革命政治生活、革命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蓝本和指南，并与现实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一道，共冋塑造人民的灵魂。”[1]以十七年小说中的非正面人物为研究对象，探究苏创作所遵循的潜在机制，对更深入更透彻的去解读十七年文学的文本、文艺政策，其至特殊的创作环境都有重要意义。一、审美功利主义的约束“话语即是权力，话语从来都是意识形态霸权争夺与冲突的场所，掌握了统治权的阶级总要不失吋机地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和需求的话语规范，总要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文牍、会议、礼仪、服饰、典籍、纪念碑、国旗、国歌、艺术作品，新地名、新年号其至新的钱币。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想的控制。”[2]在建立一套符合政治理想的文本宣传模式成为需求的背景下，十七年小说的叙述机制必然带着话语权力运作的胎记，文艺政策的选择必须以服务意识形态为前提，而审美功利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需要中走进决策者视野，进而为其所用。审美功利主义是清末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种文艺思想，流行过程中烙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不同的阶段人们对它的解读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发挥真理性作用的吋期，审美功利主义强调的是文艺是有阶级性的，美是有功利性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美也要为政治服务。为了把正面人物写好，“要夸张，要突出，对正面人物要夸张，反面人物也要夸张，能使人爱和恨，如果人物都差不多，怎么能引起人的感情一一爱和恨呢？要使主人公的奋斗经过多少阻碍、困难，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对坏人恨，恨透了，这样才有艺术效果，政治S的才能达到，夸张也是党性问题。”[3]正面人物必然是美的，理想的，反面人物要冇种夸张的丑，引起人物厌恶的恶。至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引起讨论的中间人物尽管不是坏人，但肯定也不能归于美的行列。“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4]十七年小说中的非正面人物的天生使命，就是以丑陪衬美。受纲领性文艺政策的约束，十七年小说的人物塑造是带有浓重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的，围绕主流英雄人物的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