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税收结构对资本和劳动的调节效应分析张学鹏+陈淑妍[摘要]文章以甘肃省的税收结构为调节变量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甘肃省的税收结构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间接税和直接税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关键词]税收结构；调节变量；经济增长[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341引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表明，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府适度的干预与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自发调节，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如市场机制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资源的浪费，难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此时，政府的有效干预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快速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的经济取得了较明显的发展，但发展水平仍落后于全国，这与甘肃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分析甘肃省的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因素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关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以财政政策为分类依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税收的角度分析，Engen和Skinner（1996）通过研究税收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有适度的影响；Mamatzakis（2005）运用脉冲反应函数分析了产出增长与税收的关系，得出最合适的税收组合是重视间接税；李绍荣和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但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不同种类的税收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二类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分析，Barro（1991）运用96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得出经济增长与政府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负相关；郭庆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得出财政总支出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同；陆国庆等（2014）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关于战略性新型产业创新补贴的绩效，得出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并且具有外溢效应。第三类是从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来分，Easter和Rebelo（1993）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Tanzi和Zee（1997）从分配效率、宏观经济平稳和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得出财政政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张斌（2012）研究了税收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1999—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于资本，税收结构和支出结构调整显著影响产出弹性；对于劳动，税收结构调整显著改善产出弹性，但支出结构调整不显著；对于经济总产出，税收结构调整的影响显著，支出结构调整的影响微弱；舒锐（2013）实证分析了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工业行业产出的增长，却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以上研究表明，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但是多数研究以国家和省际层面为研究对象，对于单个省份的研究还很少。我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差别很大，这取决于地方资源和政府的政策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甘肃省198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税收结构作为调节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性税收政策通过调节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2甘肃省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是市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1980年，我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这意味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权，从而逐渐增强了地方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