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甘阳"人必须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他说。"为什么？"我劈头直问。"你这'为什么'是什么意思？--社会的福祉难道不是人全部目的和使命所在吗？""但是，人人牺牲而无人得其所乐，社会又谈得上什么福祉？""你这是在玩弄文字。""我这是野蛮人的糊涂"，我大笑而答。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赫尔岑《彼岸书》"五•四"七十周年了，不断有朋友来提醒我，应该写点什么。然而，回首中国知识分子这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怎不让人有欲言又罢之感？真的，面对这由光荣的怀想与辛酸的回忆交织而成的历史，谁能知道该从何说起！年来谈知识分子问题之风大盛。经常入耳者，似乎仍不外是"社会责任感"云云。不消说，这也正就是五四的精神、五四的传统、或说五四知识分子的心态：忧国忧民，时时以天下为己任。论者们之所论，多少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似乎中国以后发生的事，实与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有关，因此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仍是要加强社会责任感。然而，我却真正怀疑，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强吗他们为社会、民族、国家所作的牺牲还不够大吗？今日仍然笼统大谈"社会责任感"，是否真抓住了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呢？不管怎样，当此"五•四"七十周年之际，我以为要紧的不是如何满腔热情地对五四礼赞一番，也不在于如何再唱一遍"继承发扬"或再弹"社会责任感"之类的老调，倒是更应该清醒地、理智地着重检查五四传统的阙失面。这不是要亵渎神圣，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切勿一错再错。当代思想大师米歇尔•傅柯在与德勒兹(G.Deleuze)一次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话中曾指出，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形象主要就是"为别人说话"，"知识分子向那些还没有看到真理的人说出真理"，因此，"知识分子就是良心、就是意识、就是辩护人"。然而，知识分子们在今日突然发现，第一，大众已不需要他来为他们说话；第二，他们更察觉，所谓"权力体系"并不只是检查制度那种看得见的淫威，而是一种深层得多且已濡透整个社会网络的系统，更令人惊讶的是，"知识分子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体系的代理人"--这当然不是指那些"帮闲"文人，而恰恰是指：知识分子们那种?“良心"、"意识"自居的责任观念及其言谈思考方式本身就"构成了这种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今日"知识分子的角色已不再是把自己置于'多少高人一等的超然地位'以便说出被窒息了的集体真理"，而是要对知识分子及其所拥有的"知识"本身已不知不觉成为其组成部分的这种"权力体系"进行认真的分析，尤其要对知识分子自己已习以为常的言谈方式进行分析。傅柯思想的得失以后再谈。但我们现在至少也可以追问：五四知识分子的那种心态是否已潜含着某些导致日后悲剧的危险种子？--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是否恰恰与那种时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本身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种追问无疑将使许多人感到反感甚至愤怒，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一真理：恶的后果常是由善的动机所造成的，世间之大奸大恶之所以存在，往往是由于人类有着太多对至善至美的追求。本文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教训或许就在于：他们总是时时、处处把社会、民族、人民、国家放在第一位，却从未甚至也不敢理直气壮地把"个人自由"作为第一原则提出，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自由似乎只是关乎一己之私事，岂能作为社会的第一原则？如若有人多谈几句，也必然会遭人当头棒喝?;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百年来时时有人提醒我们现在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你竟然还有心思谈个人自由，还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吗？"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太忧国优民、太以天下为己任了，他们不但说话是"为别人说话"，而且他们的整个人生目的也都是"为别人"的：为社会、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在这里，就已经隐含着他们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可能。因为既然你说话总是"为别人"而说，那么一旦这"别人"(大众)不需要你来代他说话，你也就顿时会感到张口结舌，再无话说；既然你的全部人生目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