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历史的新动向——西安事变与日军之观察（一）两广问题的解决及东北军、西北军之概况（二）矛盾的显露（三）西安事变的准备（四）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枪声（五）双方在陕、甘地区的军事实力（六）张、杨在西安事变后之有关安排（七）中国共产党之主张与红军之调动（八）南京之措施（九）历史的转折（十）道义与权谋（十一）军心不可违（十二）国际、国内反映及在华日本海军之部署（十三）日军对“西安事变”及以后之窥测1．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日本驻华机关之活动2．日军参谋本部对今后中日关系的看法（1936年12月）当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被击退后，蒋介石依然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决定于12月12日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最后围歼在陕甘宁地区的工农红军。当时，蒋介石通过其陕西省党部，驻陕宪兵部队已了解到东北军、西北军近来涌进了不少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正在影响着部队的思想，而且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国共产党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已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他们受日军在东北、华北的步步进逼和全国各地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而支持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关于对陕北红军围剿时所使用的部队及指挥问题，蒋介石事先已作了考虑，即在东北军、西北军之外，增加了中央军、晋军和空军一部及晋军的飞行队大部；在指挥上拟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西北剿匪总指挥。按照计划，至西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于12月11日先后到达，计有：侍从室主任陈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边区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第25军军长万耀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同时到达西安的还有蒋作宾、蒋百里、张冲、邵元冲等人。（一）两广问题的解决及东北军、西北军之概况1936年初，在陕北的红军东渡黄河至山西准备继续前进至抗日前线。日本唯恐失去在华北的利益，其政府于4月17日决定，在平、津地区组成一支野战部队——“中国驻屯旅团”。当时我国国内各阶层对蒋介石专事内战、听任日本侵略东北、华北已相当不满，当日军在华北组成包括坦克、炮兵、骑兵等的野战旅团后，全国各界的抗日情绪又顿趋高涨。5月27日，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首先联名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向华北增兵，接着又于6月1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呼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将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北上抗日。9月8日两广部队抵柳州，以后到达了湖南的衡阳一带，且要求南京指定北上之路线与保证供给。对陈、李发动的6月1日的两广事变，蒋介石于6月7日电复陈济棠，继续提出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统一方能御侮”的反动主张，并要两广不得随意行动，有事由二中全会解决。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向两广增调部队。就在两广与南京进行电报战，相互摩拳擦掌的紧张时刻，6月2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通电，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内战。知宋、韩、陈、李、白之间已有相当联系的蒋介石经整个权衡后，决定用分化的方法予以解决。对广东，蒋策动陈济棠部下对其间离，任命在江西省大庾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和第四路军总司令，接替陈济棠。经蒋派人活动后，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向陈济棠提出因病辞职的要求，广东空军在蒋介石的多方活动下，也于7月6日、18日由黄志刚和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部飞离广东投奔蒋介石。这样，陈济棠不得不于7月18日下野后去香港。对广西，蒋则于7月25日下令调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至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副主任白崇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对蒋这种削权、架空的办法，李、白当然不会接受，中间经总参谋部作战厅长刘斐和居正、程潜、朱培德等至南宁再行调解，最后蒋被迫改变做法，9月6日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黄绍竑回浙江省任原职。9月16日，李宗仁等就职。历时3个多月的两广事件才得以解决。两广问题告一段落后，因日军进攻绥远地区，使华北形势紧张，蒋即调动中央军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