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对《风筝》的一种解读郁南县南江口中学杨荣志鲁迅的《风筝》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其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一、《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鲁迅作为兄长，自己讨厌放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同时也阻止兄弟放风筝，并且在发现了小兄弟背着他偷做风筝之后，“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权威历史见证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们，作为“当事人”的周建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见《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见《鲁迅回忆录》中册)由两位鲁迅兄弟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意在强调当时“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这样才能为后文“我”的自责和内疚增加强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真实的残酷的长兄形象的树立，表明鲁迅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国父兄们的形象，他们的确“残酷”(特别是当事人具备了精神反思之后，会有这种惊觉之痛)，但更重要的特点则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这里我们再扯开点，把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玩”的态度略作分析。鲁迅小时候似乎是偏于静的玩，他喜欢买画谱、看画谱、描画谱，画的多数是人物。他喜欢种花，也看讲种花的书，当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在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还喜欢抄书，抄的是关于草木虫鱼的书，他的弟弟说他“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乔峰《鲁迅先生小的时候》，见《鲁迅回忆录》中册)这种“玩”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游戏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确可说是“工作”，至少是一种有目的的学习，起码也是“多识于草木虫鱼”之类；而描画谱、描绣像，也是在学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相比之下，放风筝这种活动既长不了见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是属于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就鲁迅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将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里还可以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放风筝，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没有谈到，笔者于风筝的起源上获得了灵感，也可能是“过度诠释”，但也还有点意思，写出来供方家指正。欧阳修《新五代史》写到后汉高祖皇后之弟李业，在高祖去世之后，隐帝即位时仍受宠，“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sōu)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隐帝是乱世之君，李业乃乱世之臣，在天灾人祸之时──这在封建社会“天人合一”观念中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仍溺于游戏，据说李业就是纸鸢(即风筝)的发明者，这种乱世之臣所发明的玩意儿，当然为鲁迅所不齿。鲁迅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读《鉴略》，对这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