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权力与权利的均衡点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法治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我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之后，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行法治，已成为社会共识。&nbsp然而，对于法治的基本内涵，中外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法治被认为是“一个无比得要的、但未被定、也不能随就能定义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很难加以界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和明确的：法治通常认为就是“法的统治”。韦伯曾经描绘了这样一幅法治的图景：“法律必须在事实上能够建筑一种‘严密的’法律规则体系，或者必须至少被当作这样‘严密的’体系来对待，……人类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必须被视为对法律规则的‘运用’、‘执行’或者是‘违反’，因为一个严密的法律体系必然产生一个涵盖所有社会行为的严密的法律秩序。”这意味着法的普遍的适用性和普遍的有效性，法律是衡量所有社会主体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尺度，而不仅仅是判断公民的行为的标准。而且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表明，“法的统治”主要不是针对公民而言的。理由很简单：在任何情况下，普通公民违反法律，总是难逃法律制裁；大凡能够消遥法外，对法律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往往是那些手执权柄的人。因此，法治的核心不在于要求公民守法，而在于强调政府必须遵守法律，依法行使权力，实行“守法的统治”，“……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和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这意味着法律之于政府权力具有优先的、至上的权威性。因此，在广泛的习惯见解中，法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主张有限政府的，它往往是受限制的政府通常以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为名义推行的一系列措施的简明用语。换言之，“法的统治”应当而且必然主要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法治的固有之义乃是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力。&nbsp二&nbsp众所周知，权力对于人类自身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天然地需要且必须过社会生活。但由于人类本性固有的缺陷，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社会生活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需要控制和缓和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价值的。”因此，权力就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权力已成为社会结构的固有的组成部分。&nbsp在许多时候，人们常常希求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以使它能够控制社会，形成秩序。权力“正是建立在担心无政府主义临头和只有政府是强有力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人类在需要建立秩序的时候，往往对强大的权力的希求特别强烈。例如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强大的权力在当时就具有特定的价值，即有利于形成秩序。“绝对的权力在建立组织时是有用的。”此外，当一个新生政权尚未巩固的时候，当一个国家需要集中和动员大量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当新旧体制转轨，社会秩序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的时候，或者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都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之所以得到迅速恢复，并在较短时期内打下了工业化基础，正是得益于当时强大的政府权力。当前，要顺利实现“两个转变”，使深层次改革获得成功，也正需要加强政府权力，以克服经济和社会秩序中的某些紊乱状况。&nbsp然而，另一方面，这种人类希求的并造就的强大的政府权力一经产生，又往往失去控制，具有一种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并会而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总有着一种越也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向于啬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的力量，一旦可以不受限制地运用，往往呈现出无限扩张&nbsp的异化倾向，导致政治腐败和专横，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无怪乎一位哲人惊呼道：“世界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