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摘要：20世纪20年代，在批判实验教育学和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中兴起的德国文化教育学开始传入中国。在不同的阶段，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在传播的性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且对中国教育学体系、内容、范畴和方法论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需要以反思意识弥补断裂遗憾，以客观理解代替主观选择，以思辨理念关切教育现实，以中国意识推进学术创生。关键词：德国，文化教育学，中国，传播，影响[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一般课题“德国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课题批准号：BAA140015)。20世纪20年代，以文化哲学和精神科学心理学为根基而发展起来的德国文化教育学开始传入中国，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传播特点，进而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这一问题，国内一直鲜有研究。回顾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起因，追忆其传播历程，循迹其传播影响，进而反思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对推进其进一步传播以及促进中国教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对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一19世纪末，教育学内部在实验教育学和哲学教育学、发生主义教育学和理想主义教育学、个人教育学和社会教育学、形式的陶冶和实质的陶冶的对立中，起源于德国文化哲学流派的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应运而生，在扬弃中担任起种种对立的审判者与调停者。[1]代表人物包括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李特(TheodorLitt，1880-1962)、诺尔(HermanNohl，1879-1960)、福利特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WilhelmFlitner，1889-1990)、韦尼格(Erich.Weniger，1894-1961)、博尔诺夫(OttoFriedrichBollnow，1903-1991)等。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达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国人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局限于学习西方坚船利炮，而要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20世纪初，教育学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社会背景中，在“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的政治环境中，在留学生的积极文化互动中得以开启传播。取道日本成为救亡图存的捷径，留日教育和留学生翻译群体应运而生。[2]其中，德国文化教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而且成为特定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的教育“镜像”，成为西方教育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五四”运动带来教育学科学实证主义之风，但因忽视人的存在而发展动力明显不足，故而各种教育学流派被纷纷引介到中国，文化教育学通过批判科学主义的实验教育学以及理性主义的赫尔巴特式教育学而发展起来。“文化教育学补人格教育学之短，不拘于实证科学的见地，也不以玄学的假定为绝对论据，综合经验与合理之两面，融为一体，植基于价值哲学与文化哲学之上，调和诸说，涵盖一切。”[3]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中德文化交流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德国魏玛政府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了经济和文化领域。1921年，中国第一次与德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了《中德协定》，在其附加换文中提及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入德国高等学校学习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文化交流在中德两国国家层面的展开为文化教育学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33年5月4日，为满足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了解的需要，增进中德两国学术研究合作，促进两国学者对固有文化沟通与理解，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在北京(当时称北平)成立。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该学会发行的《中德学志》杂志为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其中，王锦第是中德学会的活跃会员，曾亲自聆听了斯普兰格于1936-1937年间在日本的演讲，并在此杂志上发表了5篇文章介绍斯普兰格的文化教育学思想。西方哲学的传播进一步助推了文化教育学的传播。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国内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