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过劳死法律问题一、“过劳死”的性质实际上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这里存在民事判决能否援引《宪法》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侵犯休息权等宪法权利不具有诉讼的可行性；其次，民事赔偿是个性化的赔偿机制。由于单个的一对一通过诉讼来解决的方式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个案的解决往往会造成“同命不同价”的后果。所以这种以侵权为基础的救济模式也不利于对“过劳死”的遏制与解决。较之侵权说，笔者认为将“过劳死”定位为“工伤”有其明显的合理性，首先，“过劳死”符合法理和劳动法律法规上工伤认定要素，且我国法律曾有并一直有将“过劳死”纳入工伤认定的有效实践；其次，工伤纳入社会保险系统制度，受害人或其家属通过社会保险制度获取保险待遇的支付标准具有统一性，且当事人容易对工伤保险救济的途径做出合理的判断，程序上减轻了劳动者一方的举证责任。这有利于缓和紧张的雇佣关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二、“过劳死”法律规制建议1、《劳动法》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日本，“过劳死”的补偿范围有三种：一是典型的过劳而病死的；二是因为过劳而自杀者；三是由过劳引起的精神障碍。首先，在《劳动法》中补充规定最狭义“过劳死”的构成要件；其次补偿的范围应当扩大到精神障碍者或自杀者。我国工伤保障应当抛弃事故主义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处理机制，逐渐与国际接轨。2、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执法问题是“过劳死”问题的一大软肋，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没有严格遵照实行也只是一纸空文。用人单位之所以明目张胆的违法违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规定的处罚太宽松。笔者建议，修改《劳动监察条例》第25条，增加责令停产停业和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并加大罚款处罚标准，可以考虑从每个劳动者500元的罚款上限调高到5000元；其次，建议劳动监察机关加大执法力度，由原来的消极执法转变为积极执法。3、加强工会制度改革，突出工会维权职能。对于大多数过劳而未死的劳动者而言，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减少加班是最有效的遏制“过劳死”的方法了1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工会可以使劳动者结合起来，集中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工会必须先经济独立，为了防止资方通过提供财政帮助的方式控制工会，财政拨付应当从中央财政按照工会的预算，直接把经费拨付给全国总工会，由总工会逐层分拨给各级工会，这样才能使工会彻底摆脱政府、企业的控制。4、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构建坚实的社会保障后盾，以解劳工的后顾之忧，让其不必因其失业、住房，生病，养老担忧而玩命工作，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作用。防止“亚健康”在青壮年中蔓延，汲取日本的成型经验，实行早期健康问诊制度，关注这些“过劳死”潜在人群。5、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用人单位建立信用档案。建议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将用人单位分别认定为不同的信用等级行实行监管，劳动部门对用人单位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向企业公布信用等级。对信用等级较低的用人单位，可以派遣监察员，这样既加大了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力度又节约了执法成本，在加班这个环节上有效阻截“过劳死”的发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