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管理转型思考摘要：本文在比较与反思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社区管理体制问题、社区管理主体问题及社区管理资源问题，提出了转型时期的社区管理必须创新并完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系，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取向为行政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管理主体应形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区管理资源应通过市场机制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实现从“行政管制”到“社区治理”的重大转变。关键词：城镇化；社区管理；转型：魏文斌(1964E)，男，江苏兴化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城镇化战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项目编号：10JJDZONGHE02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结构转型与江苏省城镇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0政法AXM020)的阶段性成果。：F291文献标识码：A：1001-4403(2011)06-0070-04收稿日期：2011-07-10社区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流动人口急剧增加，“村改居”使城区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集中体现在社区管理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大。当前，“村改居”、“城中村”、“城市郊区”出现的管理问题，是我国社区管理难以适应城区空间布局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对其管理转型的需求。因此，如何在已有社区管理实践的基础上，转变社区管理体制和机制，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模式的比较与反思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由民政部倡导并推动的，主要是探索如何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主导控制型社区管理模式转变为社区自治型管理体制。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后进入社区全方位建设的新阶段。1999年，民政部开展“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2000年发布《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此后，社区建设由试验区向全国各大城市展开。经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模式。其中，“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被认为分别是行政主导型治理、自治型治理和合作型治理的代表。“上海模式”将社区定位为街道，把社区建设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内部治理总体上为“街道一居委会”管理体制，形成街道社区的“街居制”，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通过“街道一居委会”联动发展社区各项事业，同时履行行政、事业、经济职能。“上海模式”被认为是社区行政主导型治理的代表，但是，从对上海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及功能可以看出，无论是街道办事处还是作为街道办事处下设机构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街道在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时，仍需依赖企事业单位的特色资源和社会团体中介作用，依靠社区工作站的承接支撑作用。“沈阳模式”突出了社区自治形态，将社区定位在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内部治理机构由社区党员代表大会、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组成。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社区的重大事项；社区(管理)委员会由居民自主投票选举产生，承担社区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工作，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由社区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等组成，对社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社区建设建议，并监督社区工作；社区党员代表大会是社区的领导核心，保障和支持社区自治。社区委员会具有协助政府的权力，并把适于社区协助政府管理的计划生育、治安调解、低保、失业和退休人员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等基层事务转交给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区，有助于协助政府管理基层事务的功能。“沈阳模式”的社区管理体制具有自治性和行政性的双重属性，主导方面是社区自治性，形成了“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社区治理互动机制。“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形成的，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二者社区管理的组织机构基本一致，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