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