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八庙的历史沿革和建造背景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避暑山庄的避暑山庄周围，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古刹，掩映于苍山秀岭之中，恰似一颗颗明珠，熠熠生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承德外八庙，外八庙是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寺庙群，融合了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是清朝“康乾盛世”国家团结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见证。随着清王朝的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为了巩固和稳定动荡的北方疆域，康熙、乾隆皇帝采取了“尊崇黄教”、“因其教而不易其俗”的边疆政策，以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从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至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近70年间，康、乾两帝陆续在避暑山庄东、北部以众星拱月之势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殊像寺、罗汉堂、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十二座寺庙。因普佑寺归附于普宁寺管辖，除罗汉堂、广安寺、普乐寺之外的其他八座寺庙均由北京理藩院喇嘛印务处派驻喇嘛并统一管理，在京师设八“下处”，因地处塞外（古北口以外），故称“外八庙”。外八庙总占地面积达五万四千平方米，这些风格迥异、规模庞大的寺庙群，融浓厚的佛教文化与历史文化于一体，向世人展示着她独特的魅力。外八庙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雕刻、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寺庙的建筑风格大都仿照名寺所建，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化布寺、安远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等等，仿建之中有创新，形似而神不似。形成了取舍有度、巧妙结合的独特风格。而每一座寺庙的建造又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向世人展现了平定准噶尔叛乱、达什达瓦举迁热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六世班禅万里东行等一幅幅波澜壮阔、振奋人心的历史画卷。外八庙建造的历史背景每一座寺庙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某件特殊的原因而建造的。因此，只有了解了这些寺庙的建造原因，才能明了其奥秘。清政府取得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胜利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蒙古地区一直呈现着安定的局面，生产得以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断密切。公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正值康熙帝六十大寿，暨避暑山庄建立十周年，蒙古各部亲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利用这个机会“亲诣阙廷叩祝万寿，常贡之外，又公进银20万两，请建庙于热河”。康熙皇帝准其所请，明复“今蒙古等既公同欲为朕建造庙宇，准其建造。但银20万两为数甚多，10万两足矣。令在热河建造，将喇嘛等食用俱在此10万两之内，通融置地立产，伊等所安设之喇嘛不用伊等之物”。溥仁寺的费用，用银10万两，剩余的10万两修建了规模相近的溥善寺。公元1745年（乾隆十九年），蒙古内部纷争激烈，特别是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为争夺部落首领的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在与达瓦齐的军事冲突中惨败之后，与其它首领一起率所部2万余人归顺清朝中央政府。在他的极力请求下，清政府出兵进剿。在清军进剿之下，达瓦齐带领残部逃至伊犁西北百余里的格登山。清军收复伊犁后继续追击，著名的格登山一战，达瓦齐全军覆灭。平定了达瓦齐的封建割据势力，乾隆十分得意，在承德避暑山庄大宴蒙古上层贵族，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并为纪念此事，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了普宁寺。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命出兵平定准噶尔叛乱。这时被清政府封为亲王的阿睦尔撒纳，以定边左副将军，随军进驻伊犁。达瓦齐覆灭后，他图谋做厄鲁特四部总台吉的野心又恶性膨胀起来。一方面提出要清政府封他为厄鲁特汗，另一方面公然以总汗自居，四处扩大自已的势力，并把手伸向准噶尔属下的达什达瓦部。阿睦尔撒纳发动了武装叛乱，四处烧杀抢掠，坐落在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被焚，西北边疆刚刚出现的统一局面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厄鲁特蒙古各部人民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世代居住在伊犁河两岸的达什达瓦部人民，对数十年来的准噶尔割据势力混战给予他们造成的伤亡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决心逃离叛乱的中心，投归清政府。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九月，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