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仍是时代的宝贵稀缺资源童大焕—2010年9月12日星期日陈光标死后要裸捐的消息，引来了很多赞扬与评论。秋风先生想给陈光标“提一个非分要求”：全身心转入公益慈善事业；郭宇宽先生想问陈光标现有的50亿元是怎么挣来的；吴三兴则在《中国人为什么永垂不朽》中认为：中国的富豪们为什么害怕搞慈善？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真正的富豪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员。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几年下来家产就有20亿之巨！而陈光标摸爬滚打二十余年，至今才积累了区区50亿。这是天与地的差别。“中国首善”既不是人也不是物更不是人民币，而是社会制度、精神自由，是将坏制度改为好制度，将一副穷酸奴才相变成昂首挺胸地做人的姿态。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最大的慈善，是改变中国特权利益集团的现状，而不是针对所谓的“弱势群体”。中国人不差钱！我内心比较赞成吴三兴的观点，在仁、智、勇这人类的三大品格与能力之间，我更希望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去激发每个人身上的智和勇，而不是仅凭一己之有限的“仁”去布施无限之众生。也就是说，我希望社会上的成功多数是可以复制的，至少他的成功模式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公诸于众的。尽管如此，我认为陈光标的发达是有迹可寻的，至少不是不便与外人道的；而陈光标本人，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稀缺资源。2010年9月12日新华网转载《半月谈》文章《中国富豪家庭的三大来源》：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粤商；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亦官亦商；其三为红色家族，拥有深厚政治资本。要防止中国形成家庭势力垄断，其一是高额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商结盟。质疑陈光标的人，多数是从他的政商关系紧密来考量的。但是，一个对中国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真正的富人是真人不露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少真正通过商业成功。中国最富的那群人人，在富豪榜上名字根本显示不出来，胡润也好，其他人也好，根本接触不到，也拿不到资料。而陈光标敢于公开自己的财富，其中没有一定的底气是不行的。至少，他的财富相对而言是比较“干净”的。熟悉中国商业历史的人们都会明白，要政府控制主要资源的情况下，一个成功的商人，要完全摆脱政府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研究企业史的财经作家吴晓波有更深刻并带着温情的体会。国美的黄光裕出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黄光裕与政商关系》（2009年12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是一种很生动的心态描述。在中国，一个与政界绝缘的人确乎很难获得资源和超速成长，因此，讨论政商关系，“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一直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其实在于，“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近。”1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鲁冠球、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尹明善等等。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有两个事实是这种关系可能存在的原因。其一，大多数的公务员是正直和廉洁的――至少这是他们向往的品质，因此如果是有利于公众、社会的事务，是他们所乐于支持的；其二，中国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都类似一个“公司”，被一条叫GDP的鞭子赶着往前走，为了地方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企业家的大力支持而且这种需要往往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譬如在2008年底，你可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而到2009年初，你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贷款。在很多官员心目中，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政绩优异，就意味着仕途通达，这是一个比金钱更大的诱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央集权和“GDP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企业家存在“合法寻租”的空间。如果说，陈光标是通过慈善这座桥梁，建立起了良好的政商关系，从而更好地扩张自己的企业王国，并最终在全社会监督下“散财于民”，那么我们应该祝福他；而他的妹妹仍在洗碗，拿一月1500元工资、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每个月最多两千元钱，我们看他这样的“千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