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救急式措施还是制度性改革对标普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一事，想来有几个问题要厘清：第一，标普下调评级是事情的果、不是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也不会有降级一事。评级下调了，股市、商品市场都大跌了，找原因似乎都认为是标普闯的祸，看来是把因果搞错了。第二，为何在穆迪与惠誉都没有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情况下，市场依然有巨大的下跌？从这一点说，标普在这件事情上只是“皇帝的新衣”里说了实话的小孩。真相没有戳穿之前大家都自欺欺人，现在，担心的事情开始显现出来，所以市场才会这么恐慌。之所以特别强调“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很多时候，社会容易产生“阴谋论”，认为标普之举应该不会单纯。诚然，在过往的历史上，特别在金融危机的爆发上，三大评级机构有很多可指责之处，但在下调美国主权信用上，标普成为最大赢家，为自己挽回了一定的声誉。在标普之后，穆迪也警告存在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可能。2001年的“911”极大地挫败了美国人的信心，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鲁莽且危险的应对措施，最终将美国拖入泥潭，这才是美国国债危机背后的实质。欧洲的情况不会比美国更好，这样，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的降速（甚至可能熄火）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拖累（姑且不说金融市场的冲击）。国内会如何应该将是今后的重点关注所在。在本周二的国务院会议上，首次未提到近期的高频词“把抑制通胀作为首要任务”，显然，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使得通胀不再是最急切之事，继续收紧显然不再适合了。此时的政策有些尴尬，不敢动，但又不能完全不动，于是，动用汇率工具的说法开始相继冒了出来。汇率工具做什么用、怎么用？现在的说法基本上是，以升值来对抗通胀，这样的做法对输入型通胀颇为有效，又可以回避存准率难以继续上调、利率不敢轻动的局面。如果真这么想，可能会大错特错！首先，选用汇率工具主要是担心美国的长期接近零的利率会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殊不知，计价货币固然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因素，大宗商品更多的是由供求状况决定。我们此时不去考虑经济下滑可能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反而习惯性地考虑美元贬值对价格的推高，有些舍本逐末；其次，国内通胀的构成不是简单的输入型，其内生因素更多。让人民币升值，甚至形成长期稳定升值的预期（发改委副主任语：人民币将长期保持升值趋势），势必造成热钱的持续流入，这必然会推升国内通胀。一得一失之间，孰重孰轻？再次，不敢动用利率工具无非两个考量：地方融资平台不可承受以及担心利差引发热钱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对货币政策的绑架令人无语，而所谓利差造成的资金流入，应该小于稳定的汇率升值前景吸引的资金流入规模；最后，虽然学者认为升值对国内出口影响不大，甚至可以推动出口结构的转型，但实际效果未必如此。且一旦出口严重受阻，也必将传递至其他非出口部门。在其他国家竞相贬值的情况下，我们还片面升值，不单使国内产业受挫，等于给了正愁找不到出路的国外资金以安全的避风港。结果将孰喜孰悲？再回到几个根本性问题：人民币倒底是不是低估了？是该应景式的升值还是该趁彻底完善汇率制度，同时扭转目前受制于美元的困局？最近人民币的走高倒底是市场避险或高额顺差所致，还是有官方意图？08年危机后各国的应急措施显然不能再沿用，其弊端已开始显现：在新兴市场国家表现为通胀，在发达国家表现为社会问题的频出，包括挪威惨案和英国骚乱，在中东更为激烈，以致引发了政权的更迭。危机始终要找个出口，问题不可能靠掩盖来解决。如果我们承认客观规律，那么就应该承认繁荣之后有衰退，而不是以延迟衰退的手法来积聚更多的问题。换个角度想，或许此时正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好时机。我们的利率管制，我们的汇率制度，甚至于整个金融制度都有太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推不动是因为近忧多过远虑，是因为利益集团过于庞大。这确实需要勇气和智慧，应对得好，或许真可以化“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