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民族化的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刘朝晖Reference：政治制度民族化是外生的政治制度能否为民族共同体所遵奉，其后发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政治制度民族化历经了农耕时期的发端、殖民时期的迅速扩展与冷战时期的曲折探索，其演化过程展现了民族主体对于外生政治制度的选择、整合及超越的特征与属性。Keys：政治制度；民族化；历史回顾；演进阶段D0：Ａ：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5）01－０058－０5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中各种政治实体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和规范，是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既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对各种政治关系所作的一系列规定。政治制度民族化强调的是某种政治制度被运用于不同民族范围的实践，它是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信息交换和控制的结果，通常是指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被后发展国家或地区所借鉴、吸收和内化。这种民族化主要同空间性相联系，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不同民族空间范围内所出现的共时性差异，表现为民族主体对于外生政治制度的选择、整合及超越过程。民族化是外生政治制度能否为人民所遵奉，其后发优势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因为外生政治制度只有凝聚了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才能成为人民内心必须遵守的准则。一、政治制度民族化的历史回顾1.农耕时期：政治制度民族化的发端一般说来，政治制度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逐步形成的。处于农业社会的古代民族虽不构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已具有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此时已出现了早期的国家理论，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这些政治制度形式多样，且变化不定，既有专制的又有民主的，如我国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政体、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共和民主政体等。逐渐完善的政治制度导致民族间交易成本的下降、地区专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农业社会的民族来说，其政治制度大多是在本民族共同体内自发生成的。他们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内，在没有接触外界以前，他们是根本谈不上有民族意识的，更不用说思考政治制度的“民族性”问题了。只有在与异邦、异族、异地、异国接触后，才会产生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辨识的疑义与问题，从而才有政治制度民族化的发端。直至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格局基本上处于权力中心—边缘地区—权力中心的状态中，权力中心是政治文明或政治制度的主要生产者和供与者，边缘地区则是政治文明或政治制度的主要吸收者。受制于生产力及技术发展水平，民族间的活动范围与交往内容是有限的，主要局限于欧亚非甚至更小范围，存在形式表现为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从地理区域范围来看，民族间的政治交往大多在周边国家间进行，多数为战争冲突的调停、纳贡称臣、礼节拜会等，没有制度化的合作交流机制。即使开放如中国的唐宋时期，民族间的政治交往活动也远远落后于贸易往来。在殖民化时代以前，由探险、商贸和移民而出现的异族最初只是使各地区的人民发现了自己与外族的区别，由此强化了对本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并开始发现本民族与异己民族政治制度的不同，形成初步的民族意识。但国际政治交往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古代社会不存在政治制度民族化的现象。随着各民族间战争的频繁发生和各区域内民族交流、融合程度的加深，政治制度民族化也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或者说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出现，大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军事力量强大但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在征服军事力量相对弱小但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并成为其统治民族后，征服者在被征服国家内受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被征服者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的同化。如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在扩张过程中，一开始向西征服了希腊，他采用了希腊化的政治制度，后来又向东征服波斯以后，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又同时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伯来以及波斯的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从而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官僚机构。①在中国的元、清两代，蒙古族和满族在征服汉民族后，虽然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制度，但大部分采用的还是汉民族的统治方式。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