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中国人心灵”的挑战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采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上周六（1月26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上，有两个最受欢迎的明星般的演讲者，一个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陆克文受欢迎，原因有二：会说很多风趣话，会说几句中文。杜维明受欢迎，也有两个原因：语言风趣且学养丰厚，中英文均流利运用如母语。两人的区别？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学者。杜维明名气很大，似乎不需要我过多介绍。所以，我就直接引述百度百科的介绍吧：“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自1981年，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英文维基百科对他还有这么一段介绍：“2001年，杜维明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任命为联合国‘名人小组’成员，协助‘文明之间的对话’。”在“2013中国发展论坛”的间隙，我采访了杜维明。他很慷慨，给了我45分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他赖以成名的学说“儒学第三期”的实现前景，最后，在问及他对中国新领导层和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时，他表示，从长远来看，中国新领导层必须认真面对和应对两大挑战。“这两大挑战，其实与中国GDP的升降或军事实力的消长无关，但却关乎中国人的心灵和心态。”他严肃地强调。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两大挑战呢？问：过去10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运动的洗礼，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再到八十年代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的反儒思潮，似乎不分左右，属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优秀之列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反儒的。那么，你是如何评价、如何反思这一持续百年的反儒思潮的？答：我们先来谈谈“五四”。的确，“五四”时代中国大的思潮是反儒，是打倒孔家店，但是，反对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想让中国站起来，当时，不管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还是极端的激进主义，都是爱国的，救亡图存是大家共同关切的。我们需要肯定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就表示他们的文化认同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发现有一个现象，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强烈的信心，或愿景，就是我们中国最终会站起来。就是说，虽然塑造我们的儒家传统是一无是处，但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所塑造出来的。这与古希腊的哲学家、基督教的神学家、佛教的和尚完全不同。而有良知、有理性、关心国家兴亡，这就是儒家所塑造的最珍贵的传统，这些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自我认同，有对社会的关怀，有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承诺，他们潜存的、非常珍贵的儒家因素，并没有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儒家、反对孔家店而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烈，所以，从深层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典范的代表，包括鲁迅。如果再仔细看，“五四”时代反儒、反孔的主要干将都是青年人。胡适是20多岁的年轻人，陈独秀年龄大一些，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也只有32岁。那时是青年的文化，有理想、能够面对现实、强烈的爱国、具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责任感：我们要告诉大家，必须向西方学习，再不学习就要亡国灭种了。如果从比较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儒家的“士”的精神。但正因为他们太年轻，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太简单，以为只要把战场打扫干净就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了，他们把打倒传统文化（包括打倒儒家文化）的工作看得太简单，结果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时代，我们发现，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