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比如说吧，人们通常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由此引发出来的，是“鲁迅的方向，就是新文化的方向”这样的经典论断。鲁迅确实说过，他的写作坚持的是“五四”的“启蒙主义”，他还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此他承认，他是“尊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但“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将胡适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的，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已经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主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是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鲁迅对“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那么，鲁迅的“独立价值”在哪里呢？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因此据周作人回忆，对《新青年》鲁迅最初“态度很冷淡”；而且在钱玄同向他约稿时，他就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他在一封通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外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目睹年轻人的血，他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做这醉虾的帮手”。但他又表示，“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鲁迅对“科学”、“民主”的坚守和质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核心话语：“科学”与“民主”，鲁迅也别有见解。早在上一世纪初（1908年），在其所写的《科学史教篇》里，鲁迅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东方落后民族国家的特殊意义，给以很高的期待：“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按指中国），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但他同时提醒：如果以“科学为宗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唯科学主义”），就会产生新的弊端：“盖使举世惟科学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其实是内含着鲁迅对科学的独特理解的：在他看来，“科学发见（现）常受超科学之力”，因此，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与促进的。这正是典型的鲁迅的特殊思维：他从不对某一单一的命题（如“科学”、“理性”）作孤立的考察，而总是在正题与反题（“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中进行辩证的思考。他又从不把正题与反题的对立绝对化，对任何一方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而在是在肯定中提出质疑，在质疑中作出肯定：同样是既倡导科学，又质疑科学。对“民主”的看法与态度也同样如此。早在上世纪初所写的《文化偏至论》等文里，他在充分地肯定了英、美、法诸国革命所倡导的“政治之权，主以百姓”的“社会民主之思”，对反抗封建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