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彼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拍都几乎抡得到我。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Ｄ日[1]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亚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子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2]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入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上的白数码字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手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开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二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在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