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思想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世界历史上看，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乃是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波及全球的塑造近代民族国家之浪潮的组成部分——这股浪潮首先在十八、十九世纪冲击葆有封建残余的欧陆国家以及欧洲人的海外殖民地，接着在二十世纪席卷文化背景与之迥异的亚非国家。原始宗教、部落意识、部落民主制三位一体之早期蛮族文化随着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进程逐渐变现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制度三位一体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是凝聚千千万万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国民的利维坦逐一随着历史的风云际会在大地上站立起来。新兴的民族国家在呼唤反映时代需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其权力，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适逢其会地唤醒了文化生命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某种冲动——其理论架构推其原始可以上溯至希伯莱文化的独特的契约观。按照旧约的记载，耶和华曾先后与挪亚、亚伯拉罕以及摩西统领的以色列人立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中，神既是主动要约的一方又是保障约定得以履行的外在势力。号称“神言”的《圣经》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视角说书，具有使进入其情境之读者混一神我的魔幻效果——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为天主教会拘囚千年之蛮族灵魂开始进入《圣经》情境以神自居，浑然忘其本身。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糅合无数日益膨胀之自我的“人民”在上帝退隐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成为主动要约者——这是欧洲思想史上各家社会契约论之共识。霍布斯的学说出于日尔曼蛮族传统中军政首长的建制，洛克的学说出于贵族会议的建制，而卢梭的学说则出于人民大会的建制——唯有在后者那里，作为要约者的“人民”没有在立约之后即将主权移交凌驾其上的政府组织或者立法机构，而是永远在以“公意”监督契约之有效履行。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潮流皆与託始于日尔曼传统的人民主权论有着程度不同的思想渊源。部落社会军政首长以及贵族会议的建制随着文化生命的心智发育逐渐演变为后来政治社会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而激进的人民主权的思想可以说传达了在文明的意识深处尚未泯灭的童真对于日益成熟的理性的抗争，所以极易成为引燃形形色色之革命运动的导火索。蒋智由诗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由此可以一窥卢梭富于感染力的社会契约论对于当日晚清知识界的爆炸性影响。晚近欧洲史上的沧桑巨变其实在中国文明的幼年时期即以其独特的形式发生。早在两千八百年前的幽厉时代，周人所尊奉的“上帝”就随着中国文明的心智发育被迫退隐，由此引发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的政治动乱。在历史的阵痛中，与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则在战国时代呱呱问世。信仰危机引发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繁荣，诸子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才尘埃底定，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可以分为“诗书”、“礼乐”两个系统。“诗书”系取法唐尧虞舜——当时氏族社会天真浪漫、和谐无间的氛围永远作为一种童年的回忆在文明的意识深处保存下来，并逐渐流衍为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杨朱和墨子分别属于“诗书”系的右派和左派，前者近于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后者则近于社---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会主义者，其思想主张带有否定传统的纲常伦理的反社会倾向。孟子作为王官文化的正统派则注重通过政治秩序之运作实现大同理想，因恶紫之夺朱故而距杨墨不遗余力。“礼乐”系取法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度过了童年期的文明此时已随自身的理性发育形成较为原始的科层组织。作为此系的代表人物，荀子非常注重文献所载的历代制度沿革，考虑问题相应地多从政治操作的效果而非不着边际的理想出发。至其后学如李斯、韩非辈更是只以世人为利欲原子设计维护国家机器的优良的制度和政策。一句话，“诗书”系象征着文明意识深处狂野的童真，“礼乐”系则体现文明表层凝敛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