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两会”那一天，有感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种：一，抗衡权力；二，启蒙公民；三，推动共识。作为一名住在北京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外国人，说点心里话，我一直认为外媒驻京记者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三道四的。我谨代表自己对那些媒体人说，“你以为统治中国有那么容易啊，瞧瞧你们本国的领导人，比温家宝优秀，踏实，积极多少？不要说体制属性，民主还是独裁，无论如何，在世界上，表现得比温家宝差的总理多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如何分享“公共空间”？请允许我诚恳举出一条教训，即中国人走出去时显然不应该把国内的行为规则或生活习惯盲目带到海外，而应该克制一些，冷静一些，理性一些，尽量入乡随俗这次“拒载事件”，若在中国国内的中国航班里发生，应该是没什么，经常发生，但到了海外的陌生空间，就有可能发生问题。警惕“新迎合主义”不过，据我观察，中长期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好不到哪去，难以维持发展水准，更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体制。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同样一个敌人，即"populism"——统治者过于迎合民意，我称之为“迎合主义”。能够抗衡新迎合主义的恐怕只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高铁而当刘志军落马之后，铁道部的各副部长无一人被任命为继任者，系统外的新部长并不具有与高铁有关的知识和经验，结果在处理人脉和卖票这样的传统工作上干得令人满意，新修铁路和高铁运营则不知所措，就是这种“一人负责”制度造成的结果。国际媒体和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次动车事故，其核心原因是这将显示出中国模式、甚至政权本身能不能经住时间的考验。在铁道部的不幸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中国模式中的严峻问题。高铁的大干快上，在技术上可以成立，但铁道部这个机关的管理体制却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总而言之，高铁的问题不是竞争力不强，而恰恰是太强了。所以，我认为高铁的降速，和同时出台的购票实名制一样，都是对竞争力的人为限制。中国在哪里？从上述李小姐的故事也不难看出，真正深入人心的“中国”，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政府举办奥运、世博等国家大事，而是真正走出去的“人”，人的表情、举动、气质，才是代表中国的。首先，我们不要把中国过多另类化。尤其西方媒体总是把中国作为另类来处理，为什么呢？有三方面的背景：一，中国快速崛起，让外国人焦虑、恐惧、嫉妒；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始终使外国人主观上感到“中国与我们太不一样”；三，西方在不断遭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形势下进一步丧失自信。其次，我们对中国的期望值不要定得太高。不少中国长辈曾对我提出：“你们日本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表现得也不太文明，随地吐痰，不排队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是任何国家地区走过来的必经之路。那为什么针对中国的崛起，其要求就变得如此苛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解答是，当今中国的变化也好，发展也好，既可以说是崛起，也可以说是复苏。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它知道一个文明体系支配世界的逻辑在哪里。因此，中国这轮崛起与其它国家或文明以往的崛起截然不同，何况它是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下发生的。转型中的澳门需要开放不过，倘若澳门真要迈向“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试图使产业结构多样化，那么，“开放”无疑是一关键词和前提条件。至今为止，澳门的制度和观念归根结底不够开放，我在考察中时时刻刻感觉到了澳门人的保守。博彩业带来的丰厚经济福利，妨碍澳门政府和公民向新的领域挑战、学习的意志和耐力产业结构早就僵化了。澳门的未来在何方？方向似乎很清晰，过程却相当艰难。这次澳门行使我观察、思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