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摘要：“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需要，又是师范教育兴起和发展的需要。教育学概念在中国早期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过程和标志，既经历了由“教育”到“教育学”成为一门课程的过程，又经历了成为近代知识系统中的一门学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在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教育学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教育学概念的理解，教育学概念开始在中国形成。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对此后百余年来国人对“教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国人对“教育学”的理解不仅深受西方影响，并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倾向，而且使国人对“教育学”概念的理解缺乏中国经验的积累和沉淀。关键词：中国，教育学，概念形成研究“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变迁，属于教育学正本清源的基本工作，对勾画中国教育学的知识谱系、理解中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学”这一概念究竟如何在中国形成，已有研究虽有简介，指其来自日本，[1]但鲜有系统的深究。这直接导致人们至今对什么是教育学的回答“不仅莫衷一是，甚至可说基本上还是大惑不解的”[2]。有鉴于此，笔者试图置身于历史事实，在汉语的语境中，对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形成进行研究。一、“教育学”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教育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与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与知识制度转型紧密相连。它既是学术转型中引进的“西学”的一种，又为师范学堂所用，是挽救民族危亡中具体的一环。（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需要---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学术整体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3]教育学亦是如此。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4]国人强烈感觉到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劣势不仅表现在军事上和物质上，更源于其优势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体制。此时国人对“西学”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19世纪70、80年代以工艺制造为主的“西艺”，还包含了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格致之学”和以西方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国人对“西学”认识的深化，引发了西方各种“西政”之学的大规模介绍和“西政”之书的大量翻译出版。在西学传播渐成强势的背景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戊戌以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知识都曾得到传播，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经济学和西方历史的有关知识有过一定介绍。到戊戌时期，西方各门新式科学开始得到较具整体性的传播。特别是由于学制问题的凸显，部分官员已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较为完整的现代分科设学观念。在这方面，不少应时而生的书目起到了积极作用，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新政时期，西学是“分科治学”的观念开始确立。新式学堂教育尝试分科教学；各种杂志亦根据西学的知识系统开辟分科栏目，宋恕、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皆不同程度接受西学分科的观念，并尝试用分科的观念重新梳理本国的学术。在此期间，在以往引进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包括“教育学”在内的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开始萌动了引入和建设的自觉。在此过程中，作为学术载体的大量新名词和新术语也假道日本来到中国。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描述了这一现象，“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5]。自戊戌时期始，新名词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概念，如教育、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