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苏中立2013-04-0115:50:05：《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5期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五个特点——保种救国的心灵、完整体系中的选择、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正反两面效用、歧义中的互补，强调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目的是为了保种救国；其内容有接受，有改造，也有抵制；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消极作用居于次要地位，但这种积极作用是短暂的，而消极作用则是长久的。关键词：严复梁启超物竞天择强权竞争互助作者简介：苏中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是指1901～1911年之间的十年时间。对于包括这一时期在内的清末或中国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文章虽有一些，但都未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及其特点作具体全面的阐述。本文试图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传播的特点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中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余波至今仍持续不断。我国从甲午战后输入，到上个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从笔者查到的1901～1911年间的各类文书来看，至少有130篇以上涉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严复是最先较系统地引进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早在1895年3月的《原强》中，严复就说：“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又说：“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①它标志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开始传入我国，但影响不大；而严复在1896年译述、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创立了“物竞天择”的命题，既宣传了达尔文主义，也宣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既广且深。梁启超是继严复之后宣传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得力、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在1897～1903年间连续发表有关文章约25篇以上。有些口号和命题，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等②，都是严复译述《天演论》中所没有的，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而提出并在我国盛传的。辛亥革命时期，还有孙宝瑄、黄遵宪、夏曾佑、王国维、丘逢甲、康有为、杨度、杨笃生、唐才常、马君武、陈天华、邹容、陶成章、刘师培、胡汉民、蔡元培等人，都宣传过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如孙宝瑄在1897～1903年间，约有18篇以上日记论及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并有所发挥。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直接或间接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它自己的时代特点，即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发点是保种救国，传播的内容是有选择的、混杂的，两派政治分野的哲理基础，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效用，竞争与互助的纷争与趋向等等。一、保种救国的心灵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思想界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观点，是要向国人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激发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达到救国救民、保种卫族的目的。1.促使国人认清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激醒奋争。爱国志士们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向外扩张，造成“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国”，更是“列强之战场”和“各国竞争中心点”，存在着“非特灭国，抑且灭种”的危险。他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为了激醒国民，起来奋争。正如梁启超所说，他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厉国耻”：“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内其国而外诸邦……广民智、振民气……厉国耻。”③胡适对其刺激作用表达得更加鲜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④2.告诫人们如何救国救民与保种卫族。严复在译述《天演论》中提出“自强保种”、“合群”保种、提高全民之素质——“力、智、德”来保种；梁启超主张“新民”，“行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