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子女和婚姻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别具一格是需要勇气的，假如不是得到了约翰·麦吉、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西奥多·W.舒尔茨和乔治·斯蒂格勒的鼓励性评论，我是不会将这篇文章变成严肃的论文的。我也要感谢约拉姆·巴泽尔、托马斯·博彻丁、杰克·赫什利弗、亨利·约翰逊、本杰明·克莱因、瓦尔特·奥伊、欧根·西尔伯柏、戈登·图洛克和迪安·伍斯特所作的评论。本研究是整个合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全国科学基金会提供资助。写这篇论文所依据的最初信息是由我的慈母提供的，她结婚时并没有什么目的，并把财产权利让给儿子们，也不为女儿们要求彩礼。婚姻，作为丈夫和妻子之间权力执行和转移的一种合约形式，绝对是文明史上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他牵涉到多个方面的决定和纷繁的价值观念。而且，几乎没有哪种合约比它受到教会或国家更普遍和更严厉的控制。早就该对婚姻合约做某种详细的经济分析了。但是，找到下面这种案例并不容易：婚姻合约的条件在历史上是由市场自由的决定。如果需要收集这种案例的话，那么，传统的中国看来在主要方面是最合适的，尽管中国的婚姻决定不是由结婚双方来决定，而是由父母亲来决定，父母对适婚年龄的子女具有产权。因而，研究中国的婚姻合约必然要连带的研究子女产权执行中的成本和收益。本文就是要进行这种综合研究。在分析中，我们将力求对迄今为止被视为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现象作出经济上的解释。希望本研究能够对现代婚姻的实际做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I.—产权的约束条件和极标准就像在成为宠物以前养狗是为了替主人狩猎一样，在早期的中国养孩子被当作是收入的来源和财富的诸备。只要孩子顺从父母，孩子就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资产。①直到几十年以前，中国的父母还拥有对子女的产权：“家长是最年长的男性成员。……他拥有所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他能够独自处置所有的家庭财产以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和储蓄。他决定孩子们的婚姻，签署婚姻合约。……而且，法律也不追究父亲或祖父在以‘合法的和习惯的方式’惩法儿子或孙子时过失致死的罪责。家长将成员卖为奴隶的权利也是不容置疑的。”②①—在战争和饥馑频仍的地方，个人选择的资产可能根据不同种类的风险下潜在的安全性而采取特定的形式。一个例子是20或30年以前东南亚金牙的流行。我并不认为社会的不稳定是将孩子当作资产来抚养地必要或充分条件。但是，不稳定往往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因为即使土地也不具有“尾随之狗”的特性。②—奥尔加•兰，《中国家庭和社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第26—Chao-Yang，《中国亲属法溯源》（上海，1993）。即使在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子女产权的解放也是缓慢的。见马克•冯•德•沃尔克，《现代中国家庭法概观》（北京，1939）。正是父亲而不是母亲拥有这些权利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注意到，①然而在现有的资料中，父亲或母亲各方到底拥有哪行动的权利并不总是清楚的。不过，就我们这里要解释的现象来说，能否将他们的权利清楚区分开来并不中重要，故我们将把“父母”一词与“家长”一词作为同义词随便使用。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母亲们都曾是父系家庭获得的财产。这一点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比留给外人可以使遗留财产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效用，便解释了父亲在持有财产权利中的主导作用。由此也可以解释这样的一般印象，即：中国的父亲“尊贵而严厉”，相比之下，母亲“慈祥而温柔”（见兰，同上页注②，第29页）。给定父母的不同产权约束条件，“爱”和“感情”的价格对父亲较高，而对母亲较低。因而孩子的父母所需要的非货币物品的数量在父母亲之间是不同的。对子女拥有“专有权”意味着有权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和非货币收入。但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实际的关系在两个重要方面是很复杂的。第一，每个家庭内部存在复杂的产权结构。被认可的家长对所有的成员拥有权利，而地位次于他的成员对再下一级可能也拥有权利。例如，儿子的地位优于女儿，妻子优于妾等等。我将在有关的地方将讨论这种复杂结构的一些含义。第二，中国的子女并不是在每个方面都被当作奴隶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