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古滇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云南境内的地方政权，与大致同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上众多的诸侯国一样，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兴盛、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由于古滇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成份构成，以及经历的历史事变等诸多因素与中原的诸侯国不尽相同，故而呈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经历了自春秋末、战国、秦至两汉的历史时段，其复杂性在于先后有部落联盟、国家、中央所辖郡治等形态共存于一体。对古滇国的认识和了解，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记载和史料佐证，这就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带来了困难。借助现有的历史资料、大量考古以发掘出的历史文物和延续至今的滇国主体民族的文化血脉考证、分析和判断，古滇国产生于春秋末至战国初期，发展于战国至秦，盛兴于汉初，衰落于西汉晚期，消亡于东汉初年。滇国的历代滇王尽管留下姓名和史书有载的极少，但他们连亘数百年，命运都与滇国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最后一个滇王隐没于东汉初年因王莽“新朝”改制而引发的益州境内大规模各族人民反抗的战乱之中。滇国发展阶段周边的形势。滇国地处滇中地区，当时，就其周边地域政治而言，其东面，隔着一些民族聚居的小国、部落、氏族集团和部落联盟，是强大的楚国。楚国一直怀有向西拓展，将势力范围伸入西南夷地区的雄心。在北面，隔蜀地是早有气吞六合，虎视眈眈，想统一中国的秦国。西面，是社会发展水平稍低一些的“昆明”人的游牧之地。南面，是众多的濮、越等少数民族散居的区域。滇国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主要来自秦、楚两国，并随两国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变化。公元前401年，楚国悼王即位，任用吴启实行变法，国力迅速增强，国威显现，军事上“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虽经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时国内旧贵族、大臣乘机发动政变，攻杀吴启的内讧，但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楚国仍是一个“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拥有长江和淮河流域广阔地盘的霸主。当时局势是，“天下莫强于秦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两国势均力敌，在称雄中互不相让，互为消长。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君王在争霸中总结楚国吴启变法的经验教训，任用商鞅实施变法。秦国“商鞅变法”中迅速崛起，国力增强，占据黄河、崤山天险，威胁与之为邻的魏国、韩国、并与楚国争强斗胜。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向南扩张，出兵蜀地，先灭蜀，后取巴，设置了蜀、巴、汉中三郡，在蜀地修筑了成都城。前310年，原先臣服于蜀的丹、犁两个“西南夷”少数民族部落被纳入秦国的统治区域。丹和犁两个土着部落地处今云南滇西北，地近滇国。前303年，秦国出兵讨伐楚国，大军深入楚国境内，连战皆捷，大破楚军，攻夺城池１6座。前286年至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拔黔中”（今贵州遵义、贵阳一带），秦国的势力范围又从东南方向扩张到了黔地。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秦国的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笮”在今天的四川盐原和今云南的华坪、永胜、宁浪一带，“江南地”为金沙江西岸、南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秦国的势力蚕食到了滇国的家门口。在此期间，楚顷襄王即位后，面对的是一付烂摊子，外受强秦侵凌，内临“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治”。抗击秦军军事上的失败和国内农民造反几乎使楚国崩溃。面对内外交困的险境，楚顷襄王被迫采取妥协屈辱的外交政策，“嫁子娶妇”同秦国构和，取悦秦国赢得“二十年不攻楚”的喘息机会，腾出手来收拾国内的残局，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庄跷起义失败，从而引出了庄跷入滇的传说。庄跷入滇是古滇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庄跷入滇“变服，从其俗，王之”的历史事件，被后世西汉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入了史册，为后人认识和了解古滇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权威史料，庄跷（尽管史学界对其身份有争议）也成了滇国史上有名有姓的国王。在自庄跷入滇至汉置益州郡之后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滇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古滇国独具特色、绝无仅有、深远影响后世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古滇青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