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忠之死——南宋的一桩人为冤案南宋晚期，在宋元战争中本处劣势的南宋，并不体恤其在险恶环境中浴血奋战，抗御强敌的前线将士，反而对失利者大加杀害，人为地制造了无数冤案。从南宋宁宗端平二年（1235年）到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知阆州兼利西安抚达十九年之久的王惟忠就是其中蒙冤屈死者之一。有关王惟忠其人其事，史载多语焉不详，为明其史事，遂据《宋史·理宗本纪》《宋史·张即之传》、《南宋制抚年表》、《宋史记事本未》、《阆中县志》之点滴载记辑录：王惟忠，字肖尊，庆元之鄞（浙江宁波一带）人，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进士。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南宋败失沔州，利西安抚移治阆州，在其危难之际，以王惟忠知阆州兼利州西路安抚使事。应该说王惟忠并非是无能之辈。淳祐三年（1243年），南宋以余玠帅蜀抗御蒙元。在余玠治蜀的十年期间，他依凭山川形要，指导修筑起了抗御蒙元强敌可攻可守的二十座山城（阆州大获城应该是知阆州兼利西安抚王惟忠率领军民修筑起的前沿山城）；他以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宾客，皆有常度。遂致蜀地修学养士，轻徭宽民，薄征通商，措置有方，蜀稍安富。连南宋理宗也不得不承认“余玠任四蜀安危之际，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应该说“治财富”的王惟忠在其间当尽了不小的心力和才能。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余玠突遭朝廷猜忌，在应诏赴阙之时又一夕暴卒。朝廷竟以司农卿余晦为四川宣谕使赴任。余晦何许人也？余晦之从父余天锡深受权相史弥远器重，被延为弟子师，又因援立理宗而受重用，居任户部尚书权知京师临安，其弟余天成也握权兵部尚书。余晦以故常常持恩妄为，曾遭到三学诸生伏阙上书白其罪状，监察御史程元凤数其罪而劾之。然而就是这个声名狼藉且无尺寸之功的余晦，赴任四川不到一月，即授以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总领四川财赋，再兼四川屯田使。由于王惟忠与余晦同为乡里，知根知底又薄其为人的王惟忠，面对得宠仗势的顶头上司余晦，免不了会生发言语冲突，余晦也必然心有不甘，并由此埋下了伺机报复的种子。宝祐二年（1254年）四月，早已夺坭利州蒙古军因干旱无粮，之机又大举南下抢掠，虽有防备但不是敌手且处前沿又难有后援的王惟忠大败弃阆州城而逃。五月，余晦的数万人马在盐亭紫金山也遭惨败而逃至合川。待蒙古兵抢掠满载自退广元大本营后，余晦却将惨败的罪责全推给王惟忠一人，并强令其好友陈大方、丁大全诬奏王惟忠潜通北国，欲置死地而解恨。八月乙亥，听信一面之辞的理宗，诏削王惟忠五官，下大理狱，命台臣严加审讯；戊戌，诏藉王惟忠家财；十月甲午，大理寺出王惟忠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顶冒补官，任知阆州利西安抚，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等罪，准省扎。”圣谕：“王惟忠处斩，仍传首西蜀。”遂行刑于临安都市，惟忠临刑谓其“友”陈大方曰：“吾死，当上诉于天，七挥刃不殊，血逆流！”王惟忠死后虽传首于西蜀，“然在蜀以违言论知阆州王惟忠死，士论少之。”——这应该是一种无言的表态。1同样兵败而逃的主帅余晦，仅落得个“诏夺余晦刑部侍郎告身”的处分。仅隔三年，又以之总领淮西财赋去了。有关王惟忠案的平反昭雪，从后续零散的载记中可知：宝祐四年（1256年），以书名闻天下的云台观主管，告老后特授直秘阁闲居在家的张即之得悉王惟忠事始末，即“移书言于淮东制置使贾似道恤其遗孤，又使从孙士倩娶惟忠孤女。”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台臣戴庆柯劾奏余晦在蜀“误国欺君”，理宗“诏罢（余晦）知平江府（江苏苏州），追回官钱。”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左司谏沈炎言“余晦坏蜀”，原幕属李卓、王克已“济恶敛怨”，理宗下“诏各夺两官”。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戊寅，“王惟忠家讼冤”，“中书舍人常挺变以为言”，理宗始“诏夺谢方叔合得恩数，丁大全贬贵州安置、台臣吴燧夺职罢祠，陈大方、胡大昌皆镌官。”“给还首级，以礼改葬，复金坛田，多（张）即之倡义云。”王惟忠知阆州兼利州西路安抚达十九年，是阆中历史上唯一可知任职最长的地方官，更是宋元战争非常时期任职最长的地方官。可能是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