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摘要：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F323.6文献标识码：A：1009-9107（2014）06-0001-07引言所谓农村城镇化是指农业人口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的过程，农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或逐渐转变为城镇地域的过程，其模式是基于农村社区和乡镇企业发展而实现的就地城镇化。具体地说，农村城镇化就是在保持农户经济、维护原有农村社区的基础上，让县级以下的中心城镇相对地集中吸纳中小企业，同时加大农村的基础建设，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并使农民在新农村就能享受到与城里人类似的公共产品[1]。农村城镇化作为一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契合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特殊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由于欧美国家先前的城市化过程普遍采用的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聚的模式，导致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也一度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率”作为衡量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标志的思维定势，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盲目城镇化、农民“被上楼”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在2.89亿人户分离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中流动人口为2.45亿人。这么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向县城以上的城市无序转移，必将造成城市基础设施（如住房、公交、供水、供电）不堪重负，产生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增加、教育资源短缺以及社会治安恶化等等“城市病”。为此，中国的城镇化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在致力于城市化发展规模与其资源环境承载力均衡的同时，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城镇化作为联结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对引导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合理流动，就地转移、就近创业开启了新思路，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出路。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和发展现状（一）概念界定：基于农村城镇化视阈要正确界定“新生代农民工”，首先要准确解读“农民工”概念。“农民工”者，农民工人也，是“农民”这个社会身份与“工”这种劳动职业的特殊结合体，是兼有农民和工人交集身份的“边缘人”。从身份看，他们亦工亦农，是具有农民身份的新产业工人；从职业看，他们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从收入看，他们的家庭收入成分主要是工资收入；从地位看，他们既融不进城市，又远离于农村，成了“城市难进门、农村难断根”的“尴尬人”；从情感看，他们既不愿回归农村，又产生不了城市归属感，成了“候鸟”式的漂移族。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产生的农民工群体代际分化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目前学界对---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一概念使用频率颇高，但界定较为模糊。1999年，王春光教授基于农民工代际交替、主体转换的现实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颇具学术意涵和解释力的新名词”[2]。而后学者们都从不同角度试图用学术定义来框定和阐释这个社会政策层面的概念，虽表述各异，但并无实质性差别。学界普遍认同简新华、黄锟对“新生代农民”的定义，即“指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初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籍流动人口称为第二代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3]。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劳动力，一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本身就在城市打工，出生于城市或成长于城市，但户籍仍然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弟；二是指出生、成长于农村然后进城务工经商的原籍留守农民子弟。这两类劳动力的共同之处都是“外出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