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假说——以重庆为例徐远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摘要]：他采用了弗里德曼和苏良军的分解方法得到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并运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QR）方法验证持久收入假说。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假说失灵。他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超过60%的重庆农村居民按照当期收入消费，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当期收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过度敏感性，是持久收入假说失灵的原因，还发现不确定性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流动性约束却没有显著性影响。[关键词]：分解方法；分位数回归；过度敏感性；不确定性[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但是内需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率比较低。特别是在2007年上半年出现、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使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扩大内需，拉动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走出经济发展的困境显得很有必要。中共第十七届五中次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1]在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众多因素中，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基本解释变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57)[2]通过质疑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持久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模型。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运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吴有昌(1995)[3]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分别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应的消费函数计量模型，认为绝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中国城乡居民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消费倾向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对中国农村居民来说，持久收入模型较为合适。张邦科和邓胜梁（2011）[4]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验证持久收入假说，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导致持久收入失灵，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居民消费问题时，都是基于全国整体层面上的，如申朴、刘康冰（2003）[5]；周建（2005）[6]；尹音频、刘巍巍（2010）[7]等，鲜有文献对某一个地区展开专门的研究。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居民收入相对低，消费观念落后，那么持久收入假说能否解释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呢？如果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持久收入假说失灵？在现实意义上，重庆位于我国西南腹地，是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重庆人口众多，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消费潜力巨大，同时重庆地区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特点，重庆市还是中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开发地区及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学术意义上，重庆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在1997年作为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所以1997年以前四川省相关的数据是把重庆包括进去的，1997年以后，重庆作为省级行政单位，独立进行统计核算。由于这样的变动，很多学者在研究居民消费时，把重庆的数据忽略掉如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2005）[8]；苏---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良军、何一峰、金赛男（2006）[9]；张邦科和邓胜梁（2011）或者合并到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中，如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10]等，或者不作说明，如唐绍祥、汪浩瀚、徐建军（2010）[11]；蔡秀玲、邓春宁（2011）[12]；戴丽娜（2012）[13]，很少有学者对重庆居民的消费做专门的研究，无论从现实意义上还是从学术意义上，所以在检验持久收入消费假说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适用性都对带动重庆农村居民消费、完善当前我国政府推行拉动农村消费需求的政策体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他们大多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如刘灵芝、潘瑶、王雅鹏（2011）[14]等和工具变量法如万广华、张茵、牛建高（2001）[15]等。综合以上两点不足，本文使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