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诗学句法研究的学科守界与体系架构傅根生摘要：当前对于诗歌句法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一个语法学文本而进行分析，而从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概念的演进可以看出，诗歌句法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内涵和诗学意义的专属名词，它属于诗学艺法类范畴，故而诗歌句法的研究必须把握其学科界限，必须限定在文学艺术研究的框架内。诗歌句法指的是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其研究体系包括句律、句辞、句形、句式、句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关键词：古典诗学；诗歌句法；研究体系：I207.21：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1.020句法在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代的各种诗话、诗评、诗学著作中，句法一直是诗歌评点的基本范畴。近些年来，随着诗学研究的深入，诗歌句法开始获得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在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古人句法内涵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介入角度的差异，导致研究情况纷繁混乱，研究的学科边界不清，研究的内涵和体系也没有得到梳理，本文拟结合古典诗学中句法的实际情况作一简要分析。一、诗歌句法研究的现状在诗歌句法的研究中，由于最初介入的是一批语言学家，他们用西方的语法体系对诗句进行分析和研究，导致诗歌句法成为了语法学的分析框架，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即是其中的扛鼎之作。王著鸿篇巨制，内容博大精深，其对诗歌句式与文法关系的探讨给学界很大启发，但是书中只是运用现代语法概念对诗歌进行解剖与分析，通过固定句式的归纳考察不同诗句内各类词语的组合规则，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其著作中将之归为五言诗近体，前四字为名词语简单句式中，其基本句式为：fnf（或vf）N-F。f代表形容词，n代表名词，v代表动词，vf动词作形容词用，大写字母表示居于句子的主要地位，小写字母表示居于次要地位[1]191。而在后文中，将“大漠孤烟”解析为“大漠的孤烟”[1]264，解释相对简单生硬，正如叶维廉所言：“一个‘的字便把这绘画性和水银灯的活动化为平平无奇单线的叙述和描写。”[2]23这种分析无疑无助于诗歌美学的感受与理解。王著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诗歌句法概念，但王著的分析是基本围绕着诗歌中的一联（句）展开的，他“把‘诗歌句法从古人宽泛笼统的理解，转变为诗句句式、诗句结构等严格的语言学范畴”[3]38。其后，向熹先生的《诗经语言研究》（1987）、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杨合鸣先生的《诗经句法研究》（1997）、段曹林先生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2005）、孙力平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2011）等基本都延续这一思路，上述著作虽然都是诗歌的句法研究，但无一例外的都是以文法为基础，对诗歌的文句进行语法分析，诗句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文本。如孙力平先生在分析杜甫五律句法中，将“二三句式”中的“单一结构”中分为“主/述”、“主述宾”、“主状述”、“主/状·状述”、“主/状述宾”、“主/述宾补”、“主述补”、“主/连谓”、“主/主谓”、“状/主述”、“状/主述宾”、“状/状述”、“状/述宾”、“状/状述宾”、“状述/宾”、“述宾/补”、“状述/补”、“述/补”等18种形式[3]194-210，分类不可谓不细，但这种分析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并没有实质性意义，流风所及，孙先生在浙江工业大学指导的几位硕士学位论文也围绕着语法问题研究诗歌的句法，如张玉欣的《明代诗歌句法理论初探》（2007）、袁媛的《南朝文人五言诗句法初探》（2008）、郑冉的《<古诗十九首>句法研究》（2010）、张怡的《从句法看南朝五言诗对唐诗的影响》（2012）等。同样，重庆师范大学罗琴老师指导的三位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即赵晓驰的《王维近体诗句法研究》（2005）、王彩云的《孟浩然近体诗句法研究》（2007）、李欣的《王昌龄近体诗句法研究》（2014），虽然谈的是近体诗句法，但也是从语言的角度探讨诗歌中的语法规则，研究的都是句式与句型。同样，众多学者对诗歌句法概念的理解也局限在语法学的框架之内，如邵霭吉认为，古代“句法”一词含义宽泛，总的说来是指句子的组织形式及组织方法。[4]孙力平认为，句法的现代意义是组词成句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