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金庸武侠小说《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周易》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概括总结而来，并且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周易》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被称为帝王之学，是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的必修之术。纪晓岚主编的《四库提要》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兵法、韵学、算术，以遂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之为说。”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易学专家南怀瑾先生说：“《易经》是与人人有关的书”。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的武侠小说中处处能显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和他高雅的艺术情趣。现代人读金庸的小说，能读到水墨写意的中国山水，读到小桥流水的江南风光，读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绝妙韵味，读到中国历史上兴亡离合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怀、侠客胸襟。金庸的武侠小说，包容万千，不止以情节的诡奇多变而取胜，在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之间，时时插入风雅闲适之笔，谈医品酒，说书论棋，佛经道藏，音乐戏曲，随意挥洒，异彩纷呈，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感觉。论及传统文化对金庸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重视他前期的“崇儒”和后来的“入佛”倾向。但是，与金庸天性非常接近的，反而是三教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道家思想，尤其是《周易》的影响，在许多部作品中都表现得很突出。易经与金庸武侠，两者都包罗万象，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惊人的契合度。孔夫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唐太宗的宰相虞世南推崇《易经》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曾要求政治家：“不知《易》者，不得入阁”；可见通读《易》曾经是传统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因此《易》，可以称为至雅。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上至政府要员、学者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从中国到国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称为至俗。而当两者结合，也就是至雅与至俗的交互碰撞之时，必然可以擦出璀璨的火花。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是很多作家达不到的，他的作品在审美价值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武功种类、情节设计和思想境界三个方面。武侠小说离不开武功描写。金庸小说中的武学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武功招式，还是武学原理，都离不开《周易》的影响。由于金庸小说注意把武功与《周易》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武打招式也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从而一改传统武侠单纯的舞刀弄棒的面貌，让读者在刀光剑影中欣赏到中国武学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金庸笔下的人物武功招式有许多与《周易》有关系，如著名绝技“降龙十八掌”招式的名称就来自《周易》。“潜龙勿用”得名于《乾•初九》“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得名于《乾•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跃在渊”得名于《乾•九四》“或跃在渊，无咎”；“飞龙在天”得名于《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得名于《乾•上九》“亢龙有悔”；“龙战于野”得名于《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利涉大川”得名于《需•卦辞》“有孚，元亨，贞吉。利涉大川”。“神龙摆尾”这一招也是出自《周易》。《履•卦辞》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射雕英雄传》第十五回这样写道：“始创降龙十八掌的那位高人本来取名为‘履虎尾’，好比攻虎之背，一脚踏在老虎尾巴上，老虎回头反咬一口，自然厉害猛恶之至。后来的传人嫌《易经》中这些文绉绉的卦名说来太不顺口，改作了‘神龙摆尾’。”不仅是武功招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许多武学原理，也来自《周易》。《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金庸小说在描写武功时，同样讲究阴阳平衡、阴阳对立，认为武功太刚、太柔都不是最高深的境界。《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