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节制生育史话（文/黄薇）在中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兵力和综合国力密不可分，各朝代生育政策的主调都是鼓励多生。清代的“康乾盛世”，随之带来一个人口的大爆发。中国土地上人口总量的数字不断被刷新，似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多生还是少生，这是一个问题。时间推至民国，西风渐入，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领袖桑吉尔夫人的访华，都启发着中国人从更加科学理性的角度，思考生育和民族进步的关系。但民国时局动荡，既有军阀混战，又遭外敌入侵，国民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明确的生育政策，也缺乏从上至下推广的执行力。不过，“中国人应当少生孩子”的观念已经萌芽破土，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过热议。谁是第一个在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的人？可谓众说纷纭：由马寅初向上追溯到邵力子，再到张竞生，甚至可推及晚清的汪士铎、洪亮吉。由人口观念的变迁，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百年间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一个侧面。晚清最残酷的人口学说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据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国人口由1.5亿增加到3.13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高达4.3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口素质和农业技术的同步增长。有资料显示，1711年至1812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了92%，减少到2.19亩。如此严峻的人地之争，让统治者们有所察觉。1709年，康熙曾对大学士们感叹“今京城米价甚贵”。朝堂上当场就有人回复：“盖因人民繁庶之故。”乾隆也在一条上谕中批写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官员汪辉祖，对米价涨势印象深刻，他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每斗米九十文），而到六十多岁时，米价已涨至“三百文”。洪亮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在著作《意言》的《治平篇》、《生计篇》中，洪亮吉指出人口增长过快的重重危害。如何解决呢？他提出“天地调剂法”与“君相调剂法”，前者借助自然的力量，如水旱疾疫，后者则用发展生产等政策来减轻压力。但洪亮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办法最终仍无法解决人口问题，这或许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估计，他过分夸大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三十年增长五倍人口，其实远超人类生殖能力的极限。他发表上述观点四年之后，英国人马尔萨斯才于1798年出版了《人口论》。洪亮吉作为节制生育思想最早的“本土资源”，后来被知识界发掘出来。1840年后，中国外患内乱频仍。“人多”与“世乱”往往相联系，于是有人提出要减少人口。被称为“计划生育第一人”的汪士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汪士铎是江苏人，1859年曾入胡林翼幕，受过曾国藩的重用，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积极出谋划策。1855年到1856年间的《乙丙日记》，是他被太平军俘获期间所写，是主要议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著作。这本日记中，他明确提出“人多则穷”、“人多致乱”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发生太平天国这样的社会动乱，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太多。汪士铎在书中针对人口问题，提出了令人瞠目的建议：一是实施晚婚，男子“定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当时中国农村中大多数人十五六岁就已婚嫁，他主张早婚就要杀头，无疑骇人听闻。二是提倡限制婚配和药物避孕，一家只许有一子或一女，最多两子，两女是不被准许的。对已有孩子的人家，要广施“不生育之药方”。明清时期，江浙一带堕胎药的生产销售己十分商业化了。最触目惊心的是他对女人的仇视——汪士铎推广溺婴，尤其是女婴。溺婴现象在中国民间由来已久，但汪竟然主张将其制度化：“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最后，对于违法乱纪的囚徒，汪主张用严刑峻法大量诛杀之。如此酷烈的提议，给汪士铎带来了“人口屠夫”的骂名。其实汪士铎的个人生活相当悲惨，他前后娶过两任妻子，总有四子四女，其中四子一女出生不久即夭折，可见当时婴儿死亡率之高。而历经太平军之难，最后仅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孩子们逝后，汪士铎日夜神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