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内容提要：本文以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浊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气力。关键词：法治，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浊世无法治法治（依法治国）[1]当为时下法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秩序的渴求以及中国法学界同仁对这种渴求的回应而发生。回应中因人而异必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有些情绪不免激进偏颇。《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刊发了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以下简称“郝文”），文中对在回应声中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该文以三个决然性结论-“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浊世无法治”-为大条件，以我国的经济水平、文化素质和社会稳定状况三个方面的欠缺为小条件，并辅以大量的量化实证数据，推断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应当渐进的结论。单从其论点看来，其内涵应说是无可厚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法治进程的确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能翻演经济“***”的闹剧。然而，玉亦有瑕疵，郝文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文中论点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论证的三个大条件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气力。以下本文将就郝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以及中国法治的渐进性题目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一讨论“法治”相关命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设是：什么是“法治”？这一前设的明确是讨论的基础，否则之后的论述就会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失往了对象所指，也失往了讨论的意义所在。郝文在切进论证之前并没有集中笔力明确界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具体所指，而只是从正文中零碎的提及：如在文章第（一）部分开头说道：“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本钱。因此，极言之，穷国无法治”。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来，郝文此处将“法治”视为“法律的实现”，这就类似于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所以为的：“法治原则并不保证政府统治之下的个人的自由，亦即创造法律与应用法律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后者与前者相一致。”[2]因此似可将其回属于实证主义法学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形式主义法治。然而，在郝文第（三）部分写到“极而言之，浊世无法治（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推敲看来，这里以为“正常的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这又可以回纳到自然法学性质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实质主义法治。在同一文章中前后跳跃式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法治概念，这不能不说会对论证的逻辑连贯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进轨道，千头万绪纠织在其中，“依法治国”固然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叫，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楚和明确。因此，在具体论述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渐进时，假如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事先明确，则是否会陷进一种喃喃自语的尴尬处境呢？进一步说，对于法治含义理解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对论证意义的摧毁。比如，在王人博的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究中，发现实在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了[3]，夏勇的研究也发现法家的法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J.Raz）的法治观点有相似之处[4]，高鸿钧则将古中国秦朝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法律秩序称为“非***的实质法治”[5]，以为“在非***体制下，固然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但是，只要这些权威的意志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和推行，这种秩序便是法治”[6].那么，假如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法家的法制也是“依法治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