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节选)【标题】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更新的贡献(节选)【标题注释】课题项目：浙江省“十五”规划课题“梁启超文艺美学思想与现代价值研究”(NO2WX4)；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梁启超与20世纪中国文论”(2002XP59)。【作者】金雅【作者简介】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12金雅(1965-)，女，浙江台州人，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内容提要】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关键词】文学/革命/审美/更新【正文】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03)03-0061-06综观梁启超两次倡导“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其关于新体散文的基本美学观点是：(一)、散文创作的目的不为传世，而为觉世。(二)、散文效法的目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新体散文。(三)、散文变革要从内容到形式实行全面的变革。内容上要表现“欧西文思”，形式上要追求“雄放隽快”、“明晰”“畅达”。(四)、散文语言应力求通俗化，可兼容中西词汇语法。“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冲破了传统散文的各种清规戒律，使散文从“文以载道”和“替圣贤立言”的目的规范中解放出来，成为融入社会现实，面向广大民众的具有新鲜血肉和切实内容的崭新文体。“文界革命”的理论主张也使散文挣脱了桐城、八股等僵化凝固的文体规范，成为不拘一格、自由抒写的崭新文体。尤其是在“新文体”的创作实践中，与“欧西文思”相对应的大量西方新名词，如“国民性”、“人权”、“功利主义”、“专制主义”等，得到了介绍传播。这些“新名词”的输入冲击了“古文辞”的格律、习用典故和陈腐语汇，改造和丰富了文言的词汇系统，更新了文学语言的风格，还促进了散文创作主体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夏晓虹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一书中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新文体’对于现代语文最大的贡献，即在输入新名词。借助一大批来自日本的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文体’的半文半白，也适应了过渡时代的时代要求。”[3]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也对此作了肯定：“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4]当然，“文界革命”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局限。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思想虽然突破了向传统散文寻找典范的固有模式，但其关于新体散文的构想还是朦胧浮泛的。其创作实践从整体上看，还是在古文范畴内的革新。他的新体散文半文半白，是由古典散文向现代白话散文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同时，由于作者急于传达新思想，表达新见解，着意突破传统古文“义法”的束缚，在写作上也有浮夸堆砌的毛病，衍化出一种新的“时务八股”。(注：梁氏“新文体”在当时影响极大，众人争相模仿。梁氏浮夸堆砌的毛病也被推向极端，形成了虚浮不实的“时务文”。)但是，梁启超的理论倡导及其创作实践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散文的固有格局与既成面貌，并在实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了自己所作“新文体”的影响：“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野狐”形象地概括了“新文体”给予传统文坛的强烈震撼。可以设想，没有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主张与“新文体”创作实践，中国散文审美意识与创作实践的变革肯定还有待时日。三“小说界革命”的正式提出，则始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