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中的目录学思想赵嘉(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050001）摘要姚振宗作为一代目录大家，《三国艺文志》为其补史艺文志系列的第二部著作。此志显示出了姚氏目录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作为姚氏目录学思想实践的一部分亦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其《三国艺文志》是与众不同的、新的补史艺文志。分类号G257.2关键词体例的选择；继承与创新；存疑和不足姚振宗(1842～1906)，字海槎、金生，清会稽（绍兴陶家堰）人。成《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隋书经籍志考证》、《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为一代目录学大师。一、体例其《三国艺文志》属补史艺文志，又属叙录体目录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加入前人辑佚成果因此又有辑录的特点。在姚振宗之前，已有侯康写了《补三国艺文志》，但侯氏之作要逊色于姚氏。篇幅上侯康的《补三国艺文志》大约只有姚氏的五分之一，且侯康只分为经、史、子三部。而姚氏则采用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和释道附录。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现状。姚志体例，按四部分类，经十一类，史十三类，子十二类，集二类，后附释、道二家。著录四部及释道书籍约一千一百二十二部，四千五百六十二卷又一千七百七十九篇。[1](P235)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序录》中有言“不云补者，不自以为补旧史之缺也”。[2](P2305)而其《三国艺文志》与《后汉艺文志》在体例上是一致的。不仅是收录一代之藏书，而且又不局限与传统目录中有书传世才予以著录的原则，采取了类似于学案的编写方式。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当时学术原貌为主要目的，力图求全。二、继承与创新《三国艺文志》的长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三国艺文志》中提要的附注项，包括了书名、作者、存佚、附录、内容几项，比较齐全。同时对图类的处理得当，因图大多随书而附且数量不多，于每类中注明即可。不必专设图一类。在著录时改侯康“以人类书”为“以书类人”。在三国艺文志叙例中，姚氏称此举是因为“簿录之体自当以书为重也”，这样做方便了后人的读取而且条理清晰，体现出艺文志的功用。●在搜集整理材料时吸取前人的辑佚、考订成果，特别是乾嘉以来的经史考订成果。姚振宗在选取这些材料之时也没有门户之见，惠栋一派门人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戴震一派门人如任大椿《小学钩沉》，皆有征引。如此才使整部《三国艺文志》在材料的搜集上详实丰富。●采用了辑录体的提要方式。为读者提供大量相关资料。引书写全名，引文标明出处，人名写全名。姚氏条列前人书籍时尽量写出改书全名，引文亦表明出于何书，特别是提及人名时，即使是当时近世作者亦写全名。这样就为后来的读者省却了很大周折，可以进行核对。相比王应麟的《汉志考证》从未写出某氏全名，造成考证的麻烦确为方便。归指可见，参稽互证可见。●案语客观精审。姚氏在有些条目下加上案语，并且做到了客观精审。如同《汉志》中的注文一样具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将自己的观点隐于客观的陈述中，不似郑樵和章学诚那般咄咄逼人，在申己见的同时加入近似讽刺对方的言语。以理服人即可。●在撰写时自觉运用了“别裁”、“互著”之法，应该说是对前人经验的借鉴。章学诚虽不是第一个发现和使用这两种方法的第一人。但“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阐述，并企图使这一先进方法在分类著录中普遍使用起来，是他在我国目录学上的另一贡献”。[3](P15)章学诚在其目录学思想成熟之后编有《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据《校雠通义通解》后附《章学诚大事年表》此三志分别成于42岁、53岁57岁。年表亦提及其《湖北通志稿》遭到了陈熷的驳议，而且与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不符合。）并参与了《史籍考》的编撰，将其一生对目录学的主张落实于其中。据陶存煦的《姚海槎年谱》[4](P5)考订，姚氏撰写补史艺文志始于光绪十四年（1888），而在此之前的光绪十一年（1885）姚氏曾撰写《湖北通志·艺文志》。在撰写该志时，姚氏可能参考过章学诚的《湖北通志》在后来的补史艺文志的整理中取长补短。而在《三国艺文志》中姚氏多次辩证的使用了“别裁”、“互见”（互著）便是其中之一，而且确实使整部《三国艺文志》条理更加清晰，查阅使用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