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05月09日光明日报五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初刊《学术月刊》2007年11期，收入熊思东等编《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论文评议人叶晓青教授认为我太乐观了，就因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尽管中国大学问题多多，但“‘素质教育’的提倡，以及‘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还是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英年早逝的叶教授看来，人文学深陷困境是全世界的问题，中国人无法独善其身。更何况眼下的中国大学，正处于迅速扩张期，越来越急功近利，不太可能真正关心/关注人文学的价值。我则反省文中谈及“文化育人”的另一段话：“如何协调‘专业课’与‘通识课’，是世界各国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大学的特色在于，怎么看待并妥善处理‘通识课’与‘政治课’的关系。”此外，同样指向“修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命运竟如此天差地别——所有中国大学生，在学期间起码修8至12学分的外语课，至于“大学语文”，则可有可无，各校自己掌握——也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窘境。提及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领导都会说：中文系没问题，因为，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外国学者哪能跟我们比？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出来申辩——国外学者确实有比我们做得好的，并不一定“中国人”最了解“中国”。况且，在我看来，这么一种策略性的“表彰”，隐含了某种不便明言的“歧视”。说到底，中文系办得“好”与“坏”，对整个大学来说，不是十分要紧；当领导的，往往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挹注到更抢眼、更有实用价值、“投入/产出比更大”的专业领域。这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只是因最近十多年情势变化而显得格外刺眼。作为一名中文系教授，我明显感觉到大学里非专业的“中国文辞”，正大踏步地后退，颇有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趋势。之所以使用古雅的“中国文辞”，而不是时尚的“母语教育”，除了希望兼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更因其典出百年前的一场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参酌变通”的结果，便是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在张之洞等人看来，以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固然很不应该；如今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而“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故《学务纲要》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参见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此处之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认同张之洞等“杞人之忧”的，可谓代不乏人；正因此，才有民国年间逐渐演变成型的“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此课程位置尴尬，开始扭曲变形；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追摹苏联体制，走的是专业化道路，绝大部分院校不再开设此类课程。文革结束后，在苏步青、匡亚明、徐中玉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大一国文”于1980年恢复开设，更名为“大学语文”。二十年间，也曾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可是，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叫“大一国文”、“大学语文”，还是叫“文选及习作”、“阅读与写作”，课程名称及教学内容可以变通，唯一不能模糊的是：是否有必要为所有中国大学生开设讲授“中国文辞”、专注“母语教育”的基础性课程。一句话，只要两个学分，但必须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不做硬性规定，任由各大学自由选择，偶然碰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