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房地产涨声一片所带来的喜悦里，已经很少有人会去提邓智仁了。也许只有潘石屹偶尔会想起他来——毕竟高手当着也寂寞。失败者总是容易被遗忘的，但是失败了三次的邓智仁，已经成为中国地产的一个符号而存在了。当2003年6月，北京信达行宣告解散，邓智仁第三次“完了”。有人说，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也钉不了多少钉子，但是邓智仁似乎是一块可以钉很多钉子的铁。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邓智仁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电话、手机、传真、邮箱，过去一切的通信工具都不再响应了，中国地产的一代枭雄就此“蒸发”。一成都有个芙蓉古镇，人造的小桥流水人家，建筑密度低得像公园。邓智仁正在装修他刚买的小楼。以前有媒体的记者写，邓智仁很傲慢，到了吃饭的时候都不会请你吃饭，还直接对你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吃饭。”不过我却似乎得到了意外的优待，邓智仁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屋里，摆上了一桌家常川菜，回锅肉、青椒肉丝、一碟酸菜，倒也吃得尽兴。也许在远离北京之后，这个一直高昂着头颅的“战神”终于有机会放缓自己步伐，擦把汗，给自己一个从容的笑。20世纪90年代初，邓智仁几乎是以闪电之势，挟其成熟的香港式房地产策划和营销手段，在京城房地产市场赢得无限风光。同行们还未回过神来，他已经在一边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了。我们的话题，就从那个让邓智仁难忘的岁月开始。从1984年到1993年，邓智仁对房地产市场的触觉一直非常敏锐，从未失手，让利达行这个12000元港币起步的小公司变成了年利润2000多万的香港地产服务业霸主。1992年，北京市政府赴港招商。一个叫刘常明的开发商告诉邓智仁说，他在北京有个飞达玫瑰园，劝邓智仁投资，必有赚头。北京，这是邓智仁的一个梦。当时的香港房地产新楼盘已经少得可怜，作为一个地产代理行的经营者，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自然对他颇具吸引力。而且这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操作了中国第一个外销项目──深圳金田别墅。于是，香港利达行以其40%的股权作抵押，通过4家公司集资1亿港币，首期动用6000万港币，以投资的形式预购了北京玫瑰园20多万平方米的别墅(80套)，并藉此成为该项目的销售总代理。让香港人去北京买房子，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项目，为此利达行动用了3000万元港币在香港做推广。在邓智仁的努力下，1992年底至1993年上半年，玫瑰园竟然卖得很火。但是，在对北京的经商环境分析上，邓智仁和一帮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股东、律师们却做出了幼稚的假想。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北京是首都，玫瑰园又是第一个来港招商项目，市场操作自然规范合理，而地方政府肯定会全力支持配合，协助他们这些第一批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资北京的外商排忧解难。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邓智仁的意料，他几乎是被一步步拖入了失败的深渊。1993年6月，国家决定实行宏观调控，别墅项目最先亮起红灯，银行拒绝放贷。这时候邓智仁才发现，刘常明并没有将利达行的钱用于玫瑰园开发，而是挪作他用。该项目突然陷于停顿。更严重的是，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检查时判定：玫瑰园别墅手续不全，是一个不合法的项目。“不合法的项目是怎么破土动工而且拿到香港招商的？”邓智仁到现在都不可理解。但是钱已经没有了，留给他的选择，要么是自认倒霉，要么是接下这片荒地上的烂尾楼。接近一个亿的投资，作为一个资本并不雄厚的代理公司，放弃是不可能的。为了救活玫瑰园，邓智仁被迫赤膊上阵，从代理的后台走向开发的前台。1993年，利达行在北京注册，正式接手玫瑰园。完全不熟悉内地情况的邓智仁为了办理手续，让玫瑰园“复活”，不得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政府机关，前后竟耗去了13个月的时间。直到现在，邓智仁还恨恨地说，这就是一个“局”。邓智仁认为，刘常明当年可能是勾结了某些政府部门来香港套骗资金的。接手玫瑰园清理财务时，他发现了一笔高达800万元的交际费。而当时一个县长的月薪不过是330元。此间邓智仁还带来一名港商，欲在内地投资搞开发，可土地方开口就要一部汽车，说是跑手续用。“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不败吗？”邓智仁深感无奈。去国土局申请土地使用证的时候，由于久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