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治国中他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礼治最重要的就是“正名”，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德治强调进行道德教化，正己正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排斥“法治”，他认为法治不过只是为了避免人们获罪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培养百姓的羞耻心，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仍在，而“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治国方法却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化百姓安定社会之功。一、为国以礼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权，统治秩序日渐混乱，这种情况令孔子感到十分气愤，更坚定了他推行“以礼治国”的决心，他认为只有礼治才能使社会恢复到井井有条、国泰民安的状态。孔子认为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才能使政权长久。“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治自古就有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实行礼治的国家可以沿袭百代。治国以礼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名”。孔子在于弟子讨论为政的首要问题时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别注重礼治制度中的等级名分，礼治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定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就是使名实相符，而所谓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的惩罚。当然，在孔子看来，为了避免诸侯僭权，严格的君臣关系也是以礼治国的重要方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效忠君王便是臣子最大的“礼”，任何僭越君主的行为都是有损“礼治”的。孔子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为了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从而达到政治环境的安定有序。孔子礼治思想的实质，就是依据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形成各种名分。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的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行义务。这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二、为政以德孔子在为政中同样主张“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是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其他行星自然而然地有序地环绕着它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归顺。要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让每个百姓遵守孝悌之意，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品行，而非用严法来约束百姓。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统治者要想“正人”，首先要“正己”，这样才能为百姓垂范，令百姓信服，引领百姓走上正道。“仁”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统治者要首先具备这五种品质，才能成为百姓拥护的仁君。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任用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是使百姓服从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可以使邪恶的人改邪归正。孔子认为“为仁由己”，强调自觉行仁。他认为仁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内心有没有这种要求，内心有这种要求，并努力践履，就可以实现仁。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内涵，即“修己”与“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