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市场将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一发展变化要求政府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重经济到重保障、从重权力到重责任、从重审批到重监管、从重管理到重服务、从重领导到重协商、从重数量到重质量。政府行为变化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本质特征相关，因此，政府的改革要回到它的原点——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一、经济发展与政府行为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面对经济新常态，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作为。那么，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里？经济发展是与一个社会选择的经济制度相关的。如果以现代社会以来算起，那么人类历史上曾产生过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从起源上讲，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建构的、中央集权和控制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体制。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扮演着计划者、执行者的角色，呈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作;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是起一种守夜人的作用，主要是规范市场运行规则。计划经济在后来走向了没落，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的体制变革就是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计划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三位经济学家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亚当·斯密，斯密认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应该扮演积极的作用，而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这样他就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从消极角色向积极角色的转变是与凯恩斯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促进需求，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理论的产生正值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它的理论帮助美国罗斯福总统在新政中采用各种措施解决了问题。由于新政的成功，自此后，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被认为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之道。但这一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遭到了逆转。当时由石油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凯恩斯的理论失灵，因为这一理论无法解决当时出现的滞涨问题。这样，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便应运而生。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亚当·斯密，再次强调政府的消极作用，强调让市场发挥作用。事实上，哈耶克在几十年前的一本著名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中就阐发了他的观点。只是在当时他被凯恩斯的光芒给遮蔽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最终“最强有力地启发了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1]，引发了一场后来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声势浩大的、以“新公共管理”为名号的政府改革运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达到顶点。自80年代起，这一思想差不多统治了西方世界30年，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危机在一些人看来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理由是政府的无所作为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其结果是导致新凯恩斯主义再次大行其道，政府的积极干预再次被认为是解决问题之道。这里背后的实质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市场失灵提供了政府介入的理由，但政府的介入又会导致政府失灵，问题的核心在于怎样的政府干预才是恰当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也并没有完全否认政府的作用，现代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体制下运行，因为在道格拉斯·诺斯看来，“如宪法秩序以及基本规章制度都是由国家供给---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2]问题是这里的一个度怎么来把握，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比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