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腐败指数内幕腐败背后可见完整的链条近10年来，中国金融业的腐败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世纪80年代至今，正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其间出现的种种与金融相关的复杂经济现象，也为中国金融腐败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厚的取证土壤。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开始了“金融腐败指数”的课题研究。在耗时三年的调查中，课题组向全国29个城市的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的金融工作人员——包括行长、财务管理人员、信贷员等，以及企业(含上市公司)、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发出调查问卷，共收集到3561份答卷。最终于2003年5月计算并编制出中国第一支金融腐败指数，并形成报告。这支中国第一次试图为金融业的腐败定量的指数显示：中国金融业的腐败指数为5.42(越接近10腐败程度越高)；其中证券业的腐败指数最高，为7.26。而在金融业的腐败中，清晰可见一个完整的链条。金融业的腐败指数这份“金融腐败指数”报告诞生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特别强烈的反响。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业内人士更愿意把它看作是学者对中国金融系统问题的个人见解。但无论如何，这种努力和尝试，也许可以提请业内外的人士注意，在纷繁复杂的金融腐败现象后面，隐藏着怎样的金融业的行事逻辑4月16日，剃着平头、身着深色夹克的余振东在美国司法人员的押送下，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下飞机。作为今年第一个被从海外遣返的贪官，余振东成为2004年春天里的新闻人物。2001年10月，广东省开平市多家银行储蓄所外都排起了长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卷款私逃”的传闻，引发当地储户恐慌性提款。这场挤兑风潮的始作俑者，就是余振东及其同僚许超凡、许国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先后担任开平支行行长，将4.83亿美元的银行资金偷盗出境。自1998年3月起，许超凡等人将所盗资金，以“贷款”名义划入开平市一家企业——“开平涤纶”旗下两家新建工厂的账户，然后经这两家工厂的户头转账到他们在香港的一家公司——潭江实业，最终大量的资金流入他们在香港及海外的诸多私人账户。两年间，经由这一路径共汇出16笔银行资金，总计7500万美元。在1999年，许超凡升任中行广东省分行财会处处长后，余振东、许国俊次第接任支行行长，但这条“盗窃流水线”却始终运行。据了解，仅余振东等就在香港拥有私人账户256个。直到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将设在全国多达1040处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集中设置在33个中心时，愕然发现账目中出现了4.83亿美元的亏空，开平支行监守自盗案才得以败露，然而三任金融巨蠹已逃亡海外。金融大案催生腐败调查开平支行之劫，只是中国金融腐败沉疴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中国银行业连续不断发生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案件。”原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副行长蔡重直说。2004年2月，中国银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前总裁刘金宝因牵扯进上海新农凯集团十几亿贷款谜局，被停职；2003年12月，曾任中国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雪冰因受贿115.14万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2002年8月，原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改判)；此外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朱小华，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期间，先后收受巨额贿赂数百万港元，于1999年7月被判15年……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表明：在过去的近10年中，中国被撤换的国有商业银行各级行长达数百人，所涉金额以百亿元计。证券业内也是不乏杂草。1995年3月，原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因在“3·27国债”事件中做空头被套，亏损14亿元，于1997年入狱；由于炒作四川长虹赚40亿元而名躁一时的原君安证券董事长张国庆，1998年因侵吞国有资产等罪名被判入狱。金融官员的次第落马及其频频涉及的巨大金额，使舆论将金融业视为“腐败高发”的领域，并引起学者对这一现象的调查研究。2003年8月，《比较》杂志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中国金融腐败研究：从定性到定量》。这是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监察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共同发起的课题，目的是“综合研究中国金融腐败的体制动因、交易行为特征和反腐败机制……以进一步研究金融腐败对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