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933年11月，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1]对这种“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胡适显然十分感慨，似乎很不认同，但又无可奈何。20世纪30年代，在自由知识人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而在革命家的眼中则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2]，“文化革命”得以“深入”[3]。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同一历史现象，但是同一种历史现象又隐含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一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这两个问题，以往的学术界都分别有所研究[4]。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文试图在一些新的史料基础上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一般知识界之主潮”社会主义的流行源于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危机，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向来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体系崩溃了，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也“破产了”，人们又失去了并未根深蒂固的精神寄托。这两种精神危机就为社会主义的风行预先准备了土壤。一时间，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竞相涌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5]。在“各派学说”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反对中共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6]。特别是到了30年代，这一潮流已变得相当普遍和深入。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7]。难怪当时有人说：“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8]这表明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9]。时人真切地体察到，“目前中国流行的共产学说”[10]，“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有“旁观者”说，“近年来唯物史的研讨颇为活跃”，并“呈一面倒之势”“翻阅上海出版刊物，竟看到不少的千篇一律之鼓吹新唯物论的文章”；“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因为马克思学说既然在现代思潮中有他的地位，故一切学术思想上，暂时不可解的问题，一般学者遂都要引马克思学说来试试，全部恰可应用，自然再好没有”。因此，“今日新文化已为左派垄断，宣传共产主义之书报，最得青年之欢迎，报之出，不胫而走，一书之出，纸贵洛阳”。马克思主义之深入，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张东荪指出：“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其实，张东荪即使在有意识层面也不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比如他在一个批判唯物辩证法的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者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