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一就业结构变动和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摘要：本文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对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系统转型过程中，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升级与人口城市化趋势之间的关联性作实证性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系统内存在产业结构变动一就业结构变动〜城市化率的变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进一步以城市化率、一二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为系统内生变量所作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有较强的短期驱动力，其中，第三产业就业变动的驱动最为强劲；但从长期看，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驱动力逐渐弱化，即按既有的结构变动模式将很难对城市化产生更强劲的推动作用。本研究结果之政策含义是：①惟有通过新的产业-就业结构升级才能对城市化产生更大的驱动力；②欲实现新的结构升级须着力解决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过大的问题；③通过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破解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方能进一步缩小结构偏离度，推动未来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VEC模型中图分类号F291.1；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103-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5---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区域产业发展及结构变动与人口城市化的因果关联性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把现代经济增长概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变，这种结构变动需要劳动力、资本投资和居住地点向城市转移，由此带动了城市化进程。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2]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密切关联，工业化是城市化动因，而工业化过程则是产业结构变动过程。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生产结构的变动，会引起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力人口等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即促成城市化现象。著名的“钱纳里多国模型”对各国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上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计量描述。库兹涅茨和钱纳里都确信，人口城市化发展（以人口城市化率变动为参照物）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参照物）之间，存在内在着互动规律。但他们的研究并未明确指明，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人口城市化三者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联。Moir[3]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考察了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各次产业劳动力结构与城市化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发现在低发展水平阶段，城市化与第二产业联系得更为紧密；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即在相对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更大。保罗•克鲁格曼[4-6]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为假设条件，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认为“空间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集”是城市形成并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受经济系统中内生和外生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形成的。内生力量主要包括地区吸引物及从一个稠密城市里吸引和排斥经济活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就是促进区域增长的聚集所产生的收益，离心力是反作用于聚集的力量。正是这种内生力量所形成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在经济活动中消涨以驱动经济活动主体（厂商和劳动力）在空间重新定位，从而推动产业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他指出，单一城市形成进而发展为多个城市的是基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的空间聚集规模不一样的缘故。这实际上是用经济要素（空间）聚集机制解释了城市的生长，同时也隐含了人口城市化乃是经济系统的内生过程的观点。Davis、Henderson[7]从聚集经济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与产业-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时，劳动力也随之发生部门间转移使企业和工人聚集到城市，从而促进了城市化发展。Murata⑻、Davis、Henderson[7]的研究肯定了技术在产业结构变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正面作用。在考察作为外生的因素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后,Murata发现政府实施的一些经济政策，如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