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可诉性的因素及其解决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可诉原则。但有许多因素影响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可诉性的完整性，有理念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从制度层面上看，有法律制度上的，也有队伍建设上的。从法律制度上看，有程序上的，也有实体上的。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可诉性；完整性：D912.112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1）36-0124-03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2011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若干规定》的初衷当然是好的，“是为了正确审理案件”，但从《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和实施效果来看，还不能令人民群众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未达成一些共识，在制度层面上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司法实践中也有难以操作的地方。一、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特征从当代西方政治发展史角度来看，促使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动因于民主政治实践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政治思潮的发展与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主要表现为议会权力衰落，行政权力扩张，权力结构出现了制衡中的失衡[1]。与之相适应，参与制民主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勃兴。参与制民主的核心思想是以实现普通公民最大限度的政治参与为目标，并且相信公民的参政能力，认为公民能通过政治参与不断自我教育，不断地提高自我素质和道德水平。因之，从限制政府行政权力、加强对政府的权力制衡和保障公民的信息自由权、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角度看，政府信息公开便成为必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来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但是在处理各种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各级地方政府隐瞒、虚报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其结果是有的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无论对于规范行政行为还是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自由权、政治参与权都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这是从中央的高度上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西方国家在确认了公民的信息自由权之后，都相继建立了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这里面有两层含义需要分析。一是有权利必要有救济。只要是民主社会或以民主为目的的社会，都应该做到。否则，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就是一纸白条，这不符合民主社会的特征与要求。而且信息自由权受到侵害对公民的影响能够产生连锁反应。当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违法时，不仅公民的信息自由权受到侵害，而且可能因为信息自由权的受侵害导致其其他具体权利受到侵害。二是有权利必然要有司法救济。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救济手段可以有多种，可以是行政的，也可以是司法的途径；可以是申诉、复议、举报、诉讼任何一种形式。强调信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形式，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法被当然地看做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原则，但在多大程度上可诉还有待司法的实际操作。从《若干规定》的制度设计来看，在程序与实体方面---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都存在影响可诉性完整的情形，需要加以完善。二、从理念上看，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作为事实行为的法律性质认识不足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法律性质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分析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和救济手段。这是因为“不同的行为应相应设置不同的救济途径、方式和手段；反之，救济途径、方式和手段亦应与被救济的行为相适应，应根据被救济行为的不同特性设置，具有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的程序和制度。”[2]就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法律性质，大概有两种认识，一种认识认为，“依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采取的判断标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3]另一种则是从行政行为的分类来看，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是行政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