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沟通与危机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沟通作为增进了解、促进形成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它以风险评估、心理学、传播学三大学科作为支柱，吸引了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在多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从反思SARS等事件开始尝试风险沟通工作。在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中国卫生部首次颁发了《风险沟通指南》，并召开了“健康教育与风险沟通”专题研讨会。此后，有关部门在多次公共卫生事件中对风险沟通予以关注，并取得良好效果。从一些论述和实践来看，目前的风险沟通工作多与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危机)有密切联系，不少学者有意或无意地把风险沟通和危机传播划等号。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学者对风险沟通的定义、理论模型、原则和目标，联系危机传播的有关概念，明确和清晰化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希望以此对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风险沟通的提出与在风险决策中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风险沟通为标题的论述仍寥寥无几，但之后关于风险沟通的讨论迅速增加。根据美国国家卫生总署(NIH)对1990年至2006年心理学和医学论著数据库的检索表明，1990年至1998年期间的风险沟通论著数量总计296篇，而1999年的论文数多达74篇，之后文章数量虽略有下降，但研究者对风险沟通仍保持着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是社会变革中新产生的风险通常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成为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关于风险沟通的研究离不开与“风险”的结合。风险沟通并不局限于学术研究，决策者从一开始就视其为具有战略高度的方法。美国环境保护局的负责人就曾指出:“要在国家层面上将风险沟通整合到事物的管理和决策中来”。在公共卫生领域，早期常用健康教育来包含风险沟通的内容，如针对特殊人群的艾滋病、药物滥用的预防教育，医患之间关于慢性病危险因素的传播教育等。但目前学者普遍使用风险沟通来论述应对风险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这一概念所受关注已并列于甚至超过传统的健康教育。世界卫生组织总结了风险决策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中可以看到决策依据的逐步演化和风险沟通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最早和最简单的模型是专家决定模型。该模型只强调科学的数据，风险专家认为只要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就足以做出决策，所以这一模型的特点是风险沟通仅局限在组织与专家之间。但是，对于许多风险而言，科学技术的解释是不确定的。很多专业问题仍存在争议，加之公众的认知差异和风险事件带来的影响单靠专业技术难以控制，因此，仅依据数据进行决策还不够。于是专家决定模型逐渐被抉择主义模型取代，这一模型将社会、经济、文化等非专业因素添加进来，组成了决策中的“风险管理”部分;专业解释则以“风险评估”的角色与“风险管理”并驾齐驱，遗憾的是在这一阶段，风险沟通仍未得到重视。虽然科学的评价是客观的，而公众的认知却是主观的，依靠科学途径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在很多时候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风险对于不同的国家、种族、人群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应该放在社会、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多方的参与交流。最终，协同演化模型取代了抉择主义模型，风险沟通参与到各个风险控制的各个阶段并发挥双向交流作用，让决策者做出可行性和接受性良好的风险决策。WHO认为风险沟通是构成风险管理完整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任何卫生和环境部门包括从地方到国际各级层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WHO最主要的职责。以上模型是风险沟通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演变。但从近年来中外风险沟通的案例中，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媒体在沟通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突发事件发生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有利于为政府形成妥善、高效处理突发事件的舆论氛围。大众媒体可能存在传播信息深度、精确性和权威性不足等问题，但是专家和政府部门绝不应把他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而应认识到与他们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意义。Wilkins认为在面对危机时，大众媒体也应得到和其他机构相同的规范标准。总之，风险沟通的作用日益凸显，并逐渐在风险研究领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而做好风险沟通工作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