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文化安全一、“文化入超”和“”文化赤字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各种文化的典型载体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１０：１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和一些亚洲国家，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逆差则达１００：１以上。２００４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４０６８种，输出却只有１４种；从英国引进２０３０种，输出１６种；从日本引进６９４种，输出２２种。２００５年，对美版权贸易是４０００：２４。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２年，仅俄罗斯就有２８５个团体到中国演出，而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３０个，相差１０倍。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进口影片４３３２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５％—６％，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８０％。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２.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却有１００多万。美国３０００多所大学，只有近８００所开设了汉语课程。英国财政大臣布朗２００３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的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６５亿英镑增加到了１０３亿英镑，大约占ＧＤＰ的１％。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历史上曾出现罗马强权、英国强权和美国强权。三大强权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这些硬实力为物质基础，但同时，三大强权也无一例外地以强大的文化形态和政治制度这些软实力为精神基础。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吸引力是三大强权的共同特点。罗马是依靠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英国把---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欧洲文化推向全世界，英语更成为世界性语言。美国强权的建立实际上是依赖其通俗文化、包装了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民主制度。二、全球化意识形态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是西方最早关注和阐释全球化的学者之一，早在1990年，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即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的辞典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术语。他的理论被称为“激进现代性的全球化理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西方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说：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2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所以他强调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1“全球化不只是在一个‘外在’（out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2吉登斯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realism），即“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在西方颇有影响,它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今天，人们在讨论全球化的后果时，不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全球化，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称之为的“软力量”。在奈看来，硬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杠杆，软力量指的是意识形态、文化和道德诉求。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软力量”实现的。10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