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上访的背后与法律应对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农村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乡村公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失范，以及农村民主和法治建设中暴露出的其它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村民上访的浪潮此起彼伏，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乡村法治化”的运动中，我们却看到这样的一幅图景：当“依法治村”成为一个流行话语时，许多村民却撇开本乡本土的司法机关——这些推进乡村法治的主导力量——而踏上漫漫上访路去寻求消弭不公和解决纠纷的外部救济方式。作为定分止争、司守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律适用者，司法机关在乡土社会却扮演着日益边缘化的角色。基层司法公信力的下降无疑将虚化法律地位，直至动摇法治的根基。因此，树立乡土社会的司法权威，把农村大量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向诉讼途径，将司法建成舒缓乡村矛盾的有效机制，已成为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一、村民上访现象及其背后无疑，村民上访作为民意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处理不当危及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但应当看到，村民意愿需要载体和一定“宣泄”途径，村民上访就是村民表达意愿、提出某种要求、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而且在本质上，也是村民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很明显，作为最能忍耐的弱势群体，村民惯将“能忍自安”、“冤死不告状”奉为信条，如果没有莫大的冤屈和十足的理由，他们不会背井离乡走上希望渺茫的上访之路。事实证明，村民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有一定的道理应予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将上访原因肤浅的归咎于“高层以及领导人对某些上访的重视和限期解决引发民众对这种解决模式的依赖”，或者是“司法机关所沿用的审判监督体制对上访的诱导”。笔者认为，与村民上访增多相关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是国家不能提供真正公正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效的司法制度解决乡土社会的纠纷。出现村民上访，至少说明村庄失去自我调节冲突的能力，而不得不到村庄之外寻求调解或者解决冲突的力量，显然，村民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当有成本更小的纠纷解决机制时，就不会再作出上访这种次优选择。二、“包青天情结”和乡土社会的司法困境传统的法律文化和乡村不健全的司法正义的实现机制哺育了村民浓厚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依赖包青天式的典范人物予以实现，从而对“人”比对“法”寄予更多期望。然而，包青天式的理想的司法人物已经随着现代化、职业化和专业化逐渐失落了。因为现代法治社会不允许将有效化解纠纷保障正义实现的社会使命委付与少数而且不确定何时何地才能出现的典范人物。既然隐含着“人治意识”的“包青天情结”不可靠，而乡土社会又不可能负载和容忍太多的冲突与矛盾，建立公正、稳定且可期待的司法体系就成为必然的逻辑。所以，尽管国家司法体系没有延伸到村，但基层法院一般都设有派出法庭，而且还完善了乡村巡回审理制度，试图有效替代乡土社会旧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司法的权威性即一定的威信与公信力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基层司法的功能发挥必须首先获得乡民的信任与尊重。但遗憾的是，在普通村民的眼里，法院、法庭同乡政府、村长的作用不无二致。村民对于上访的青睐与执着就已表明，他们对“乡里”中的司法机关与司法者并不接受和认同。当然，导致乡土社会司法权威缺失，司法失信于乡民当归于诸多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顽强的乡土秩序对于国家法的排斥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国家法”是萎缩的，而“民间法”则显得异常活跃、繁盛，许多应由法律调整的领域都是由道德、习惯、乡规民约来规范。直到现在，乡村也尚未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的多元混合秩序中彻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摆脱出来。但应当看到，乡土社会是人际关系稳定的熟人社会，在“面对面”的熟人里传统风俗习惯更易于融洽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有序和温馨。而以“陌生人假设”为前提的现代法律则显得“不通人性”、“不近人情”。因此，追求法理秩序的现代建设及司法制度非但不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