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战略江维国（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贺州５４２８９９）摘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是顺应现代农业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是我国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构成和生力军，其培育和发展问题事关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全局。从制度变迁角度对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历程进行了评析，分析了该组织应该具有的服务、替代、资源整合以及经济功能，提出了加强制度规范与政策支持，强化区域布局与进行特色经营，注重自我发展与适度盈利的发展战略。关键词：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功能定位；发展战略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０００９（２０１４）２０－０２０５－０４１７７６年３月，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１］。马克思关于分工协作创造新生产力的诊断也得到了理论界推崇和实践检验。分工在农业领域作用的结果是“小而全”的传统农户被“大而专”的新型组织取代以及从种到收许多生产环节游离出来成为边界清晰的专门部门。专业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而社会分工越细，农业需要的服务就越多［２］。近些年，在农业内部分工刚性推动和政策引导拉动下，农村微观组织系统的再造速度明显加快，我国各地各类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是指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的经济组织，包括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农民经纪人等［３］。新制度经济学资深学者、美国经济学家ＢａｉｎＪ（１９５９）认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４］。要证明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的“有效”，使其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其培育和发展问题需要各的培育与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参考。我国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评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业发展经历过许多重大改革。从制度安排角度看，改革可分为２个阶段，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二是诱导性制度变迁阶段。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属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今是诱导性制度变迁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５］。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作激进式制度变迁。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我国就相继建立了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科教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及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商业、金融组织［６］。上述机构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产物，构成了当时我国国家农业服务网络。该网络为我国特定时期农业生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奠定了当今我国农业社会服务体系的基础。但强制性制度安排总是力图把富有活力的因素凝固并框入路径依赖明显的体制内，使新生因素容易坠入制度化陷阱之中。在当时公有思想主导下，“互助”是农业微观领域唯一的服务形式，具有商业性、创新性的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基本没有发育土壤。诱导性制度变迁（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是指由社会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所导致的自发性变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７］。诱导性制度变迁一般与渐进式制度安排相对应。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一些自发的商业１作者简介：江维国（１９７３－），男，湖南长沙人，博士，经济师，讲师，现主要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等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４６９０４８９５１＠ｑｑ．ｃｏｍ．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ＩＢＪＩＤ３８）。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２０５·农业经纬·北方园艺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５～２０８性农业服务主体开始在农村发芽，并且在某些特定领域展现了较强活力和较高效率，因此政策制定者启动了适应性制度安排模式和调适性政策导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央就曾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作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８］。２００３年至今，中央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