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关键词]实证史学；考证(考据)；求真；20世纪中国史学[摘要]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K092：7[文献标识码]A[]0583-0214(2004)07-0070-11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朱政惠《史之心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论著中，[1]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一些专题论文如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2]也是宏观论述的专文。对实证史学的研究，包括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学、考据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近年来也有明显进步。比如《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等论文，以及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鲍绍霖主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等著作。[3]但是，立足于西方实证史学的传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专门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宏观考察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的，目前尚不多见。实证史学思潮在中国20世纪屡屡泛起，又频频衰落。百年之中，大致经历了四次：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和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蜕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世纪初的新史学到新历史考证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如此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史学阶段中，实证史学思潮却时起时落，必有其特殊的外在需要和内在原因。具体分析实证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和21世纪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实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事，传人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提出了历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初步要求。---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为历史而治历史”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从批判封建旧史学人手，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开宗明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4]指明中国旧史是“君史”，而非“民史”。这种“君史”造成中国旧史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