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四1.在社会变迁尺度上，应急管理“突飞猛进”，而公共危机治理、社会风险治理发展滞后。除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外，其余76例“工级（特别重大）”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虽然都进行了问责，但是以对有关责任官员的惩罚代替了对理念、制度、政策和结构的反思。即便是死亡人数最多的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肓接经济损失达9619万元）、受伤人数最多的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事故”（死亡243人、累计门诊治疗27011人（次）、住院治疗2142人（次）、岂接经济损失达8200余万元）、影响人数最多的2005年“中石油吉化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8人死亡、6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908万元、危及流域数百万人饮用水安全）三起事件，也耒推动应急管理结构的显著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应急响应虽然实现了较好、较快的灾后恢复，但没有根本上改善当地的社会脆弱性，也未能在实质上触动环境治理教训的反思。在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发牛：4年后，2008年“三鹿劣质奶粉事件”几乎以同样的形式再度发生，进一步凸显了社会风险治理绩效的不足。2.在治理转型尺度上，政府“突发猛进”，社会、市场虽有所参与，但各自孤立，缺乏合作。在2003-2013年间，77起“工级（特別重大）”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客观上证叨私人部门公共责任在政府应急管理体制中的缺失和政府规制的不足。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2008年“三鹿劣质奶粉事件”相继发牛•，也是如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屮，私人部门虽然在“对口支援”示期发展了产业合作，但这种参与必须首先基于“对口支援”这一政府的政治动员。同时，在2013年“芦山地震”救灾屮，社会纟R织和私人部门的参与都是“自纟R织”形式，未能及时有效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3.在政府架构尺度上，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发展迅速，但分灾种管理体系仍按传统方式运行，未能随之同步发展，综合应急管理体系与分灾种管理体系未能冇机整合。儿乎所冇的“工级（特别重大）”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都按照传统安监系统的模式运转。与之相对照，在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屮，针对2（X）8年“南方雪灾”，国务院在发改委设立“国务院煤电油运与抢险救灾总指挥部”；针对2008年“汶川地震”、201（）年“玉树地震”、2013年“芦山地震”，国务院均启动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国家地震局；针对"2007年“淮河大洪水”、2009年“北方旱灾”，国务院启动设在水利部的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尤为典型的是2008年“三鹿劣质奶粉事件”，国家设立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继减灾救灾、安监、疾控、治安“维稳”四大分灾种系统后，形成了第五大分灾种管理系统。4.在政策体系尺度上，应急预案体系发展迅速，但应急立法相对滞后。受“立法滞后，预案先行”、“横向到边，纵向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底”思路主导，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T•年间，四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合计超过200万件。在国家层面上，应急法律与应急预案的时滞约为2年；在省、市-•级，应急法律与应急预案的时滞约为4-6年。这也意味着在上述案例中，除2013年“芦山地震”应急响应机制外，其他案例中的应急预案功能都而临立法滞后的制约。5.在运行机制尺度上，救援与处置“绝对优先”，善后与恢复在个别情况下得到重视，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发展滞后。在上述所有“工级（特别重人）”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屮，救援与处置都绝对优先。除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的善后恢复引起鬲度重视外，其他案例的善后与恢复都未能达到既有的关注度。“丄级（特别重大）”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2004年,偉阳劣质奶粉事件”和2008年“三鹿劣质奶粉事件”的对比,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3年“芦山地震”的对比，都显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需要政府部门之间政策法律的有机衔接和应急响应机制的进一步优化。（三）总体特征：“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类比（analogy）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