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通识教育与理性启蒙之路——兼议我国逻辑教学改革的困境与对策1西方逻辑的两次传入与民族复兴之梦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并称为世界三大逻辑发源地，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以墨家为代表的中国先秦名辩学到了秦汉以后几乎销声匿迹，成为绝学古印度因明学也随着佛教的衰落而衰落。相比之下，古希腊城邦社会为逻辑学提供了孕育土壤，欧几何学为逻辑学的诞生提供了思维模型。亚里士多德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基础之上，在分析论辩过程中如何正确地提问与回答时，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逻辑理论三段论，从而成为世界公认的逻辑学创始人。可以说，西方逻辑的诞生与其崇尚理性以追求真知为最高旨趣是分不开的。逻辑学家与那些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论证来蒙骗大众的诡辩派截然不同，他们不是诉诸于权威或者迷信来"强迫";或者"诱惑";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有效的推理和合理的论证来说服他人，从而获得普遍的支持。因此，在古希腊文明中，逻辑学的发展使理性精神更加得以彰显，成为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基石。整体来看，西方逻辑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两个不同阶段。实际上，早在明末逻辑学就已经被西方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例如李之藻译的《名理探》。只不过，该书神学色彩浓厚，译文晦涩难懂，以致于问津者寥寥【1】。所以，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这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西方逻辑在中国的影响甚微。但是到了晚清，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溃败后，面临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西学东渐的序幕被拉开。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学习西方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稳固政权，"师夷长技以制夷";。基于这样的目的，清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发展经济，振兴军事，改革时弊，但始终未能挽回颓势。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掌握西方文化之精髓，仅仅模仿其枪炮火船等器物之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其根本逻辑思维方法（包括演绎与归纳）。因为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2】，体尊而用广。严复先后译介了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意译的方式，在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引申，使之更加通俗易懂、便于接受。另外，穆勒不仅强调逻辑的工具理性，而且还十分强调逻辑的价值理性。这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求。王国维不仅翻译出《辨学》而且在北京大学等地亲自传授逻辑学，以开民智。还有一些归国的学子，模仿西洋教学体例，独立编撰教材，大力传授西方逻辑学，以补国人思维之短板。例如，早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论理学（即逻辑学）专业的王延直归国后结合社会实际，编撰了《普通论理学》（十易其稿），在云贵地区设坛讲学，积极传播逻辑学。他一方面强调学习逻辑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逻辑教学应该系统化民族化和通俗化，与严复、王国维等成为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以西方逻辑为借鉴，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找寻理性思维的根脉，重新树立文化自信。例如，梁启超在孙诒让的启发下，用西方逻辑的范式来重新诠释墨学，为近代墨学的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名辩学、因明理论与西方逻辑学均有很深的造诣。他通过深入比较，论证了中国与古印度、古希腊同为世界逻辑思想三大发源地，拒斥"全盘西化";与"自我否定";，提出了"三源并立";说。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等著述中，构建起了中国名学思想体系，提倡杜威式的"试验论理学";，对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3】。总之，与早期西方逻辑学裹着神学的外衣被夹带、渗透进来不同，第二次传入和传播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如：以救亡图存为目的，规模宏大，由自发转向自觉，由民间走向官方等等。可以说，自清末以降，国人对西方逻辑学的研习与传播，始终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2崇尚理性是逻辑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前所述，逻辑学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工具，而且还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