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研究论文一、票号自身的弊端是票号在清末盛极而衰的内因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必然导致自闭,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等级森严。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比如国内电报通达后，曾一度不准使用电报汇款。在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的形势下，仍窖藏白银不敢向产业投资［3］，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二、战乱纷飞、财政困难及国际贸易逆差是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从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可谓内忧外患，战乱纷飞。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加剧了“钱荒”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三、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份额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万两，其中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