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主要翻译作品：《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鲁迅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language)与译语(targetlanguage)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鲁迅早期比较关注拜伦、雪莱、卢梭、尼采等西方作家。鲁迅等人集体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另外，他还组织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在简短的小引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文学及其作家们的看法。还翻译了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柯》，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许渊冲说过："理论来自实践，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他正是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优化论"，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并且在《翻译的艺术》（1984）、《文学翻译谈》（1998）、《文学与翻译》（2003）等著作中，对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翻译与创作，"翻译腔"和"四字成语"，中西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的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知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能使人愉快。他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罗兰篇幅...